六四事件中的贵州省

档案正文
1989年春夏之交,中华人民共和国爆发全国性抗议运动,史称六四事件或八九民运,中国官方称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期间贵州省各地也有抗议、游行、罢课、集会及其他政治表达行为。这些活动多由学生、工人主导,也包含市民等群体发起,乃至有體制內人士參與,与全国范围内的抗议相呼应。
根据贵州当局的统计,在4月下旬至6月初共有贵阳、遵义、安顺等9个地、州、市的高等院校和数十所中等专业学校学生相继进行游行示威。贵州最大規模的抗議示威發生在省会城市贵阳,在遵义、毕节、兴义、凯里、六盘水、都匀等其他县市也有人士响应。在六四清场后,中國公安当局亦指控贵州破获多起民运人士搜集枪支弹药和武器的“反革命集团”案件。
背景
在中国民主运动刚开始发展的时候,贵州境内即有民运人士和组织的活动。例如1981年,贵州当局取缔了民间刊物“启蒙社”、“使命”、“双周评论”等,主办这些被当局视为“非法”刊物的黄翔、杨再航、秦晓春、季家华、任新年等被审查。贵阳市公安当局称1984年至1987年,当地先后破获“反革命标语”、“和境外敌特挂钩”、“搞恐怖活动”、“反动会道门复辟”以及“组织反革命集团”等各种政治案件23起。
贵阳
胡耀邦死後,官方的報告指最遲到4月24日,貴州的高校出現了響應全國學生的大小字報和標語。
5月
5月3日,贵州高校出现了呼吁学生五四上街游行的大字报和传单,响应全国。5月4日凌晨,贵州师大、医学院约700余名学生上街游行,沿途呼喊“反官僚、反腐败”、「紀念五四」、「要民主,要自由」等口号,有人砸碎三辆汽车的玻璃。凌晨三时,示威者到达贵州省政府门口,有人呼喊“打倒王朝文省长”,并三次冲击省政府大门,被值勤警察阻拦。也有人向警察扔石块,砸坏贵阳市公安局一录相机照明灯。当晚学生们散去。公安局指贵阳是当天全国五四大游行中唯一发生打砸事件的城市。
5月16日,貴陽继续有二萬名大中專學生示威遊行。17日上午,贵州师范大学、贵州大学等院校有1500多名学生上街游行,呼喊“打倒官倒”、“要民主”等口号。随后,贵州教育学院、民族学院、工学院的几千名学生加入游行队伍。下午二时,2500名学生集中在邮电大楼,要求免费发电报声援北京学生运动。贵州日报、贵州晚报、贵州省电台的五十余人也上街游行。
5月18日清晨,贵阳有3000人坐火車前往北京聲援當地學生。稍後有2000名学生來到貴州省政府高喊口号,批评该省经济发展滯後。中午,贵阳市大专院校、中专学校和部分中小学數萬名學生,與近300名作家、藝術家、科學家、新聞工作者上街游行,向贵州省政府大院汇集,下午一时三十分,省政府大院已汇集了万余名学生,大约有4500名学生再次在貴州省政府大楼外游行,要求希望对去北京的学生进行客观的新闻报道,以了解他们的活动以及交通情况。据报道,政府當時有點不知所措,政府订购了数千盒饭,試圖让学生及早離開結束抗議;部分学生冲击省政府办公大楼,并向执勤武警扔石头,打伤了几个人。到晚上,仍有2000名学生在警察的警戒下留守,估计當時有10万名群眾參與围观。当天,有十四輛車在混乱中受攔劫和遭磚塊襲擊,六家廠商遭砸搶。
5月17日至19日,示威学生冲击公安在贵州省政府大门设置的警戒线,占据省政府礼堂,宣布成立“贵州省高校自治联合会”。数千名示威者随即湧入贵州省政府大院,并多次冲击贵州省政府部门。武警在省政府办公区域的重点部位,设置了10余道人墙,使示威者无法冲破防线。当局亦指有示威者用旗杆捅,用脚踢,用石块袭击武警,致使22名武警头部受伤。5月18-19日,貴陽上萬名學生示威遊行,並在貴州省府禮堂門口和廣場靜坐,另有數百名學生在主要道路靜坐。示威者的标语还包括“贵州省牧校声援团”“垂帘听政,千古罪人”等。当晚,学生全部撤离现场。
八九民运期间,贵阳示威者亦先后成立貴陽市民聲援團、貴陽市工人自治聯合會等组织。另外也有在运动爆发前就成立的民运组织貴州沙龍聯誼會(第一任会长为陈友才)积极活动。其中时任沙龍聯誼會會長為李黔剛,副會長劉庭松,貴陽市民聲援團主要負責成員為李波。5月17日至19日,杜和平和李黔刚等人书写“公民们,今日去春雷广场声援学生爱国行动”的集会通知,张贴在贵阳次南门、河滨公园等处。数百名学生和市民聚集在人民广场,拿着“工人罢工,学生罢课,教师罢教,商人罢市”和“市民声援”等标语,自河滨公园至省政府游行。游行中杜和平等人散发:“你们有什么顾虑还值得沉默吗!”“不如燃烧起人权的火焰”,并说“政府拖延回避糊弄学生的对话要求,时间拖延越长,罪过越大”。贵州当局亦指控陈友才在贵州省政府院内进行了“煽动性的演讲”。
北京戒严之后,5月20日,貴州省政府致電中共中央,擁護李鵬、楊尙昆在北京市黨政軍大會上的講話。5月21日,有人散发了各种的传单,谣传一些省市已宣布不承认李鹏政府,邓小平离京、北京有学生死亡等。5月22日上午,贵州大学、贵州师范大学、贵州财经学院的4200余名学生上街游行,呼喊“反对镇压、反对独裁”、“打倒独裁”、“李鹏休息”、“紫阳回来”等口号,到贵阳人民广场集合。下午,贵州工学院、民族学院、农学院等高校1000多名学生也上街游行。当天参与学生来自十余所高校。23日,仍有部分高校生繼續上街遊行和集會。
5月31日上午,贵阳有八所高等院校3000多名学生上街游行。他们在贵州省政府门前示威后,又到贵州市中心广场演讲。下午五时散去。
6月
6月4日,听到有关北京镇压的消息后,贵阳的1000多名学生舉行抗议。他们在城市广场上擺上花圈,甚至有人向周圍人呼吁針對政府發動暴動。6月5日,贵州大学、贵州财经学院等五所高校5000多人上街游行,贵大教师“声讨团”1000余人、贵州电视台70多人、市民声援团1000多人也上街游行。6000多名学生聚集在人民广场举行追悼会。
6月5日-7日,贵阳沙龙联谊会等人陈友才、杜和平、王顺林、张鑫佩多次秘密召开会议,成立了“爱国民主联合会”。陈友才起草了《罢工宣言》,内称“工人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向政府请愿,要求政府否定《人民日报》4.26社论和民主政治”。王顺林起草了《告全省同胞书》,指责“政府从外地调集了大批军队,动用了坦克、装甲车、机关枪等武器残酷屠杀青年学生和市民,造成了大规模的流血”,呼吁贵州“全省人民团结起来,行动起来,不愿做阿Q的人们,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等。随后众人对初稿进行传阅、修改、和组织打印。
6月6日上午,贵阳八所院校4000多名学生上街游行,逾万名学生、市民继续聚集在人民广场进行示威活动,市区交通基本瘫痪,几乎所有的公共汽车都被写上了“绞死李鹏”、“偿还血债”等标语,街道到处都有张贴的大小字报。
官方指“五十余名社会青年乘学生上街游行之机,在贵阳市区砸坏各种汽车十一辆和一家个体商店”。后公安机关抓获三十一名“打、砸分子”,收审二十四名,其中没有学生。6月8日,一群示威者在大西門紫林庵、河濱公園、新路口、火車站廣場等地推翻、砸壞各種車輛11輛,並波及數家商店。官方则指8日凌晨,貴陽市公安抓獲31名“攔截汽車和打砸搶”的示威者,並收審了其中24人。6月8日晚九时,有二、三千名学生和市民上街游行。
贵阳的九所高等院校学生以“空校运动”形式表示抗议。据贵州省教委当日统计,全市高校在校学生不到20%。6月9日,继续有示威者擋截汽車、設置路障、堵塞交通,先後堵截18輛大貨車,堵塞交通近一小時。当晚,有两千多名市民、学生重新聚集在人民广场,发表演讲。广场上的高音喇叭继续播放各种有关北京的消息。一名集会组织者通过高音喇叭宣布次日上午10时,将在人民广场宣布工人罢工、商人罢市、设置路障的详细计划。貴陽公安制止了一起攔截車輛、設置路障、擾亂社會治安和交通秩序的活動,拘留和收審25人。
其他县市
4月28日,遵义地委召开各级党委负责人会议,要求应对该县情况时“严禁在各种公共场所张贴大小字报、条幅、漫画。严禁各种串连和非法游行,严禁成立各种非法组织”。
5月12日,受全国游行示威的局势影响,黎平二中200余名学生及教师,以5月11日晚有人进入校园打伤学生为原因,于上午8时上街游行,至黎平县委、县政府大楼前请愿。经当局交涉后在12时返校。
5月15日,铜仁师专、教育学院、师范、农校、财校、卫校等校的学生上街游行。铜仁地委书记袁荣贵在铜仁行署机关操场接见游行学生对其进行“思想教育”。此后学生离去。
5月18日上午,六盤水數千名大中专學生上街遊行,聲援北京絕食學生。同日,安顺师专、师范、财校、电大、农校等学校的学生近1000人上街游行。在安顺市政府门前大院静坐3小时,声援北京学生。安顺市长王向规,副市长褚聘卿、蒋贵娥、李德平、李圣光,副书记马世棫、袁光辉等会见学生,并进行对话。同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遵义等地也有六千多名学生上街游行。
从5月18日-19日,黔西南州民族师专等大中专学校的学生上街游行声援北京,并要求政府对话。示威者堵塞城区交通,几经当局疏导恢复。先是5月17日晚,黔西南州民族师专的学生议论要声援北京学生行动,随即书写落款为“热血青年”的大字报两份贴到师专食堂门前和电教室的墙上。5月18日上午8时许,又拟写一份《告全校同学书》通过学校广播播出,9时左右师专操场上聚集学生400多名。示威者不顾学校领导劝阻走出学校,高呼口号上街游行。游行队伍在街上游了一段时间后到黔西南州电大、黔西南州民族管理学校串联,使电大、民管校的学生也参加游行。在师专学生的影响下,兴义卫校、水校、师范、财校的学生也在同日下午相继上街游行。在上午游行中,游行者到黔西南州委、州政府机关大院,要求州委、州政府的领导与学生联合发电“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黔西南州、市公安当局闻讯后,州局领导立即作出统一部署,州局一、二科的干警积极进行防控维稳,防止发生暴力事件,其他警种也受命分别到达相应岗位。当天上午10时,学生游行队伍要求与中共黔西南州委、州政府领导对话时,公安机关前往进行怀柔和说服。当日14时,黔西南州领导高发元、康厚元、彭及成、查仕亮、王占先及王繁昌、毛培忠和黔西南州农经委、经委、教育局的领导与黔西南州民族师专、水校、卫校、电大的学生代表23人在人民会场对话,旁听对话的有大、中专学生1600余人、民众600余人。当晚,各校学生代表在师专八七级中文班教室开会研究第二天的行动,起草《告全市同胞书》,并在师专油印室印好准备次日散发。5月19日上午,大、中专学生先在民族师专集中后上街游行,继而进入黔西南州委、州政府机关大院,要求和州委、州政府领导继续对话,接着上街静坐马路,阻塞交通,致使云南街口、水口庙路口、湖南街口和省道断江线过往车辆和行人无法通行。经黔西南州、市当局和学校领导及公安交警的劝说,交通后来恢复。
黔西南当局州市公安局和驻兴义的武警负责维稳和保卫重点目标,因此受到中共黔西南州委、州政府的表扬。为应对黔西南州首府兴义市的学生游行请愿,武警黔西南州支队出动49名官兵配合公安保卫黔西南州委办公楼、州委组织部、档案馆等政府建筑。
同时5月17、18、19、24和25日共5天内,黔东南州首府凯里市城区7所大、中专学校数百名师生也陆续多次上街游行、演讲,并在市内的大十字路口静坐。
5月18-19日,黔南州首府都匀亦出现学生和教工上街游行到黔南州党委、州政府请愿事件,总人数四千余人。
在遵义,大中专学校的学生受北京和贵阳影响上街进行游行、静坐。先是5月16日,遵义市大中专院校学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5月17、18、19日三天时间达到高潮。5月18日,遵义医学院1300多名学生上街游行,发展成遵义财校、遵义地区商业技校、天仪厂、长征一厂等11个单位4800余人的游行队伍。5月19日,部分学校和工厂共17个单位4700多人参加游行和到市政府静坐,并成立“遵义声援团学生联合委员会”。遵义当局指整个运动期间的游行示威“引起一定的社会震荡”,遵义地、市公安机关与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加强要害部位的安全保卫和交通秩序管理,民运分子“传播政治谣言,鼓动和组织了无视法律的一些活动”,“一小撮未改造好的劳改释放分子和社会渣滓也趁机书写、张贴反动标语进行煽动,妄图制造动乱”。
六四清场后,凯里市区的学生教师游行也持续到6月6日。独山县党委召开会议,应对该县情况成立防暴乱指挥小组。
后续
当局称在6月9日于兴义市马岭镇坪寨乡、瓦嘎乡等地发现台湾“煽动暴乱”的空飘物及心战传单千余张,共80多千克及其它物品,其内容是“声援大陆同胞抗暴”的信件。官方指这些宣传品内容“反动”“煽动”。黔西南州公安局、兴仁县公安局在贵州省公安厅的指导下,声称在运动期间破获了“台湾特务”唐某某“窃送机密案”。当局指唐于多次出境接受台湾特务机关训练,并履行了参特手续,向“敌特”多次收集输送情报。黔西南公安当局指运动期间政保部门通过“政保信息员”的“情报信息网络”“获取了大量的很有价值的情报信息,为州委、州政府、州公安局领导决策提供了依据”,并在此后进行“基础调查”,掌握运动期间民族师专等部门大中学校学生上街声援北京的组织者及头面人物的现实表现,掌握全州“对当今社会不满行为人的动向”。
官方数据指,自5月21日至6月24日止,全贵州共抓獲“流竄犯罪分子”6035名,“摧毀團伙”222個,破獲“各類刑事案件”3210起,繳獲“各種贓款和贓物折款”169萬元。贵州武警部队在整个运动期间曾先后派出兵力3万余人次,动用车辆1000余台次。安顺当局也在事后在其干部队伍中清理了“与动乱和暴乱有牵连”的人和事。黔南州公安指运动期间,发生16起政治案件,其中1起“反革命集团案”,并有多起“反动”标语、匿名信案件。罗甸、荔波、长顺等6个县亦发现空飘宣传品。遵义地区当局亦要求学生成立的自治会、联谊会以及其他带串连性的组织要宣布取消,并责令这些组织的领袖到学校等有关部门登记,并处理清理“张贴反动标语,呼喊反动口号的”。
在赤水縣,當局聲稱侦破以四川泸县陈某某、李某某为首组织的“保邓党”“经济诈骗案”並查明涉及人员20余人。
6月14日,貴州省公安廳發出公告,宣佈貴州省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貴陽市工人自治聯合會、貴陽沙龍聯誼會為非法組織,必須立即解散,其領袖必須到公安機關登記,“否則從嚴懲處”。15日,貴州省公安處局長會議提出要“把緝捕製造社會動亂、進行打砸搶活動的嚴重犯罪分子同打擊流竄犯的鬥爭緊密結合起來”。期間,貴州省公安抓獲19名貴州省「高自聯」、貴陽市「工自聯」、「貴陽沙龍聯誼會」的領袖,另有12人主動到公安機關登記。
6月19日,黔西南州公安局召开县市公安局长会议学习邓小平接见北京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贵州省委领导讲话及全省公安处局长紧急会议,研究“制定稳定全州政治秩序和治安秩序的对策和措施”。
“贵阳市沙龙联谊会”成员、运动中“贵州爱国民主联合会”的组织者张鑫佩、陈友才、杜和平、王顺林等人在事后因为“组织、领导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反革命宣传煽动”,被判处两年到十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其中杜和平在运动期间筹办小报《醒狮》,并以“市民声援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的名义征集签名、组织游行、声援活动,并将自己负责打印的传单,在贵州省政府礼堂进行散发。贵州高原科学咨询公司经理张鑫佩六四之后打着“声援学生,推进民主”的旗号,先后在金筑大学等地召开秘密会议,策划成立“爱国民主联合会”,“并规定该组织的斗争策略,活动方式等”。
6月21日,貴陽市檢察院以毀壞公私財物罪批准逮捕發生在5月17日及6月7日的示威者陳勇、王成、李波等三人。同日,新华社贵阳电稱“长期潜伏在贵阳的台湾国防部军事情报局派遣特务”欧宗佑被公安机关抓获。官方聲稱欧宗佑“接受台湾特务机关”“从事学运,配合区内形势,秘密策动学潮”,“争取自由,争取人权”的指令,散布“这次共产党真要垮台了”的言論,又指他千方百计为境外收集“我刊有动乱情况的内部报刊资料”,並拍摄游行、静坐、演讲的照片。欧宗佑还向中華民國军事情报局多次书面和口头表示“誓为结束共产党的专制统治贡献一份力量”。欧宗佑被捕時46歲,是贵阳市以开办画室为业的文化个体户、贵阳市中山西路个体劳动者协会主任。1984年11月他去香港探亲期间,與台湾特务机关接觸,并派遣回贵阳,其主要任务是“长期潜伏,发展组织”,提供、传递情报。之后,他又数次专程赴香港接受训练,并在香港及广州、深圳、桂林等地多次与台湾派遣的特务秘密接头,传递经济、政治及人事资料情报,接受任务和活动经费,还发展了组织成员。公安机关在破获此案时指歐“由于醉心财物,迷恋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又指他“善于伪装,骗取了贵阳市中山西路个体劳动者协会主任等社会职务,行动十分诡秘”,但“终究难逃法网”。
6月23日,貴陽公安逮捕寫匿名函的“宣傳煽動犯”貴州省農機局工程師張聲明。6月28日深夜,重庆开往南宁的296次客车行至贵州省境内黔桂线苦李井至杨柳街间,因人为爆炸,造成机车2至6号车厢脱线。死亡5人,重伤4人,轻伤8人。公安局指为“敌人”所为。另有李興福及陳家虎等人曾在婺川縣籌組「中國救星黨」,成员有上百。在八九民運期間,该团体到重慶市蒐集抄錄傳單,並鼓勵成員參與抗议。八月間,該組織在贵州被破獲,有十二名骨幹分子被捕。
赫章縣顧興華等人在期间組織「民共黨」,并在六四事件后8月計畫攻打青山區公所,被公安侦查后顧、李二人攜帶槍枝潛逃。10月,赫章、威宁、水城3县公安局联手,经过1个多月侦查破获該行動及组织,於十月間3名主犯在水城縣被捕。毕节当局指其为“反革命预谋暴乱集团”,“缴获反革命纲领、旗帜、大刀、火药枪等”。
遵义公安当局指运动前后,遵义全区侦破“反革命集团案”2件,抓获涉案人员119人,判刑17人,具结悔过48人。务川自治县侦破以李兴福为首的“中国三民主义救星党”组织,该案涉及务川、风冈、正安、湄潭4县14个区28个乡,涉案人员113人,判刑16人,具结悔过45人。凤冈县人的青年罗金波在六四事件之后对中国当局不满,从广东东莞打工后回到贵州,先后在遵义、凤冈收听“美国之音”,了解六四之后的流亡者在巴黎成立“民主中国阵线”的情况。罗金波就此制作了“民主中国阵线委员会”、“民主中国阵线救国纲要(提要)”的100多份反共传单,先后向遵义、广州等有关单位寄发,又以“民主中国阵线广东省委”活动。此后,遵义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罗5年徒刑。该组织案共抓获骨干6人,判刑1人,具结悔过3人。次年,遵义县继续侦破以李永华为首组织的“反革命集团”“梅花党”,抓获11人。
织金县二中高中学生夏春龙在六四之后收听美国之音。在6月6日,购买白纸书写反政府传单,并将传单带到学校散发。当局指其“恶毒攻击党,攻击戒严部队,攻击平暴,号召学生起来罢课”,并由毕节检察分院批准逮捕。6月9日,有人以“乌牧牛”署名的“中国民主联合会毕节支部”写信给毕节一中学生自治会,信中抨击了北京清场,并对学生自治会的活动大加鼓动,给该组织出谋献策。9月18日,又有署名“中国人民匡政救国联合中央委员魏国强”向毕节报社投寄一封信,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及北京事件。毕节公安联系此前4月25-26日,毕节县政府外墙上和南关桥计划生育宣传栏内曾贴出3张“反动诗词”,鉴定为同一人所为,并在此后逮捕案件主角武巍松。
外部链接
贵阳"六四"亲历(上)--"六四"二十周年之际的回忆与思考
贵阳"六四"亲历(中)–"六四"二十周年之际的回忆与思考
贵阳"六四"亲历(下)–"六四"二十周年之际的回忆与思考
另見
六四事件
198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抗議地區列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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