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的后续影响

档案正文

六四事件的影响是指在1989年6月，中国北京八九民运（或称六四事件）结束后，对于不同层面的影响。

事件的后续

1989年8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與國務院一連三日舉行擴大會議，正式通過在十月一日前撤消北京市戒嚴令及結束清查。對1989年10月1日的國慶，当局決定以節約為名作相对低調的庆祝，取消了。

1989年底，东欧进一步发生巨变，罗马尼亚爆发革命。中国当局承認了羅馬尼亞新政府，表示「尊重羅馬尼亞人民的選擇」。北京大學则出现大字報，諷刺齊奧塞斯庫是條「喪家之犬」，也藉機將鄧、江、李、楊歸為“犬類”。

中国政治改革停滞

六四事件的发生直接导致了改革开放尤其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停滞，趙紫陽被免去黨內外所有職務，胡啟立等許多同情抗議的官員也被免職或降級，江澤民被提拔為新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而許多參與抗议的人士則流亡海外，並被政府禁止回國。這次風波後，强硬派抬头，改革開放政策停滞，直到1992年鄧小平南巡後才重新恢復；原先在1980年代逐漸開放的人權、民主政策等政治改革也暫止進行。

1989年10月31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根据该法，原则上举行集会、游行、示威，必须依照该法规定向主管机关提出申请并获得许可。

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期间，反對實施戒嚴的趙紫陽、胡啟立、芮杏文、阎明复均遭免职。不過相较於趙紫陽隨後遭到軟禁并持續到2005年逝世為止，其余三人仍然保留党籍，而同樣支持改革派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萬里在5月24日提前從美國返回北京首都國際機場後，便被中國政府以健康理由拘留並實施軟禁。而万里则在「改變自身想法」後從軟禁中獲釋，之後仍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直至1993年任期屆滿後退休。

江澤民之後取代趙紫陽成為中共中央總書記。他在上海市處理亲改革派刊物、积极响应四二六社论的作法，使得他贏得保守势力的支持。這次抗議活動也讓原本依照1982年憲法與往常慣例採取的權力分立有所修正，過去為了防止毛澤東的個人統治以及相關的過激行為，中國共產黨決定廢除毛澤東終身擔任的中共中央主席職務。同時重新設立自1975年被廢除的国家主席職務，並將其列為沒有實權的虛位元首職務，同時實際上真正擁有政治權力的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務院總理以及中央軍委主席則由不同人擔任。然而在六四事件期間，擔任國家主席的楊尚昆同時兼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和秘書長，掌握軍權，并公然與另一位中央軍委副主席、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決裂，轉向主張使用軍事武力的國務院總理李鵬和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一派；這使得官方政策變得不一致、不連貫，明顯阻礙行使權力。出于这一原因，同时考虑到對外交流的身份需要，自1993年起，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國家主席由同一人出任。

邓小平离开领导层后，随着“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实行，陈云、杨尚昆、薄一波、习仲勋等元老亦逐渐淡出政坛。之后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瑞环等人组成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正式接班。之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聲稱“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对政治风波采取了果断措施”，大規模逮捕示威民眾和支持者，並鎮壓其他地区進行的抗議活動；同时嚴格控制國內新聞媒體對事件之報導，並禁止外國記者將相關照片和採訪影像發送至國外。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在后邓小平时代一直延续下来，直至习近平任内推行修宪后才被废除。

九二南巡

由于六四事件的影響，中國政府在改革政策制定上採取保守態度，並認為示威抗議的原因是由於改革速度過快的結果。因此，主持改革開放的鄧小平在六四後失去了一定影响力，只得选择与党内的保守派妥協。支持改開政策的趙紫陽被迫遠離政治核心，而在保守派的壓力下鄧小平也與國家政策決定開始疏遠。在以江澤民為首的領導集體確立後，鄧小平便在稍後以江澤民為「合格的總書記」為由讓其接任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自己則退出了領導高層。然而政府改革開放腳步過慢一方面引起地方領導人的強烈批評，另一方面，1991年蘇聯解體使得鄧小平的影響力在保守派勢力中逐漸恢復。

1992年，邓小平在中国南方的深圳、珠海、广州、上海等地巡视，讲话，重申改革开放的重要性。其中，鄧小平批評在示威抗議結束後掌權的保守派，並稱讚以市場為導向的政策。最初該意見遭到中國相關媒體的忽視，但是最後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則發布正式命令確立鄧小平的經濟改革開放作法。九二南巡后，因六四事件而停滞的改革开放自此重新提速。

人员的外逃与脱离

根据中华民国方面的资料，六四事件後，約有近百名中国外交工作人員脱离工作岗位寻求政治庇护，其中包括駐舊金山、芝加哥總領事館的职员、駐澳洲使館副領事董綺、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乃至駐東德、日本、哥倫比亞、巴基斯坦等国的大使館館員。

8月8日，到美国公演的南京雜技團五名團員脫隊，在維蒙特及紐約尋求政治庇護。巴布亚新几内亚当局也指有兩名中国外交官從中国大使館失蹤，而且可能已逃往澳大利亞。9月1日，中国外交官員留美之路中斷，当局宣佈不再核准公費補助，並要求錄取到外交部工作的大學生先在軍事機關接受十個月的政治思想教育。

9月6日，解放軍空軍中尉蔣文浩自福建龍溪機場駕機投靠台灣方面，於下午二時抵金門尚義機場。蔣文浩為六四事件后首個叛逃的解放軍飛行員，被台灣當局稱爲“反共義士”，其於7日記者招待會中表示六四事件造成他“思想上的轉折”，他“不能將熱血、生命奉獻給一個腐敗、讓世人唾棄的共產黨”。中央日報評論指六四事件後“共軍軍心渙散，情勢惡化，蔣文浩義士振翼來歸，代表著全中國人的正義心聲，大陸上千萬人爭民主，爭自由的血淚心力，決不會白費”。

在事件后对共產黨感到失望的留学生，部分发起了集體退黨行動，由日本中国留學生及訪問學者組成的「民主中國支援聯合會關西本部」，在1989年六月下旬發起退黨行動，負責人季衛東及另十九名成員宣佈退出共產黨，又如由中国留美學生及訪問學者柯鋼、王燕彬、丁子江、唐儉、韓連潮、李安安、邵建平、葉寧、姜揚、胡向東、徐剛等人組織的「全美中國學生學者退黨聯絡委員會」，在1989年中国国庆前夕，率同成員共205人公開聲明退出中国共產黨。

民主运动的发展

六四事件的发生，刺激了在中国境外的中国民主运动的进一步发展。8月1日，流亡的六四学运领袖吾爾開希在华盛顿出席美國國會人權特別小組聽證會，主張對中华人民共和国實施經濟制裁。新華社也猛烈抨擊全美中國學生學者代表大會，指嚴家其、吾爾開希等“叛逃份子”“不論在美、台、港等反華勢力的支持下,如何猖狂蹦跳,不論成立什麼鬧劇班子,只不過是多幾個「中國民聯」和多幾個胡平、王炳章之流的跳樑小醜而已」。8月23日，紐約地區的民運團體倡議將十月一日的中国国庆日定名為「国殇日」，並號召全美各地在北京时间早上9时鳴笛、擊鐘 、按汽車喇叭五分鐘，表示追悼死去的运动参与者。

1989年9月，民主中国阵线即在海外成立，并由流亡到海外的八九民运的参与者和海外的中国大陆留学生组建。9月10日，民运人士下午在加州灣區三藩市市政廣場聯合舉行了「六四」百日祭的活動，有4000多人参加。香港、台北、澳门、紐約、华盛顿、巴黎、布魯塞爾等地也分別舉行「六四百日祭活動」。

10月1日，中国国庆日时，在中国学生学者独立联合会的策划下，华盛顿来自美国各地十几所大学的五千人在华盛顿林肯纪念堂前举行的为时4小时的集会，并冒雨舉行“中國民主大遊行”，促中国当局重修憲法，取消“四個堅持”，實施多黨制，呼吁建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國”。他们打着各自学校的校旗向中国驻美大使馆行进。一个来自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中国学生说：“我们要求推翻现政权。我们要求出版和结社自由。人民应该管理人民的国家。我们想表明国外对中国民主的支持”。吾爾開希等流亡六四参与者參加了紀念會，多位美國國會議員致詞。当日舊金山、紐約、休士頓、亞特蘭大、洛杉磯、倫敦、巴黎、香港、波昂等城市也舉行了同步示威。

纪念活动的持续

六四事件被当局镇压后，尽管大规模的群众抗议已经消失，但在当时东欧剧变的背景下，中国大陆仍然时时出现针对中国当局镇压运动的抗议。

1989年7月，北京大学校园内继续有纪念六四死者的活动和小规模的游行。300至400名高年级学生通过晚唱歌、敲盘等方式变相抗议。

例如1990年8月1日，雲南昆明市翠湖東路出現署名「滇青聯盟會」的傳單，內容爲「抗議對學生及知識分子採取高壓手段，呼籲全民團結起來，爭取民主自由，反對共黨現行政策，推翻社會主義制度」。陕西咸陽市民王陵西（男、五十五歲），自1990年8月13日起，每日在北京四處貼民主標語，經該市公安局循線逮捕，並將之押返咸陽。

1990年9月22日北京亞運開幕之前，北京大學校園内出現一幅揶揄李鹏的海報，以海湾战争为主题。海報上圖繪伊拉克總統萨达姆自謂：「我入侵科威特，將它完全佔領，並奪得所有的財富」，李鵬回答：「那算什麽！我在天安門廣場幹得更好」。

遇难者家属问责与境外悼念

六四事件發生後，遇難者家屬與境外華人社會以不同方式延續著對事件的追責與悼念。在中國大陸，由六四死難者家屬組成的天安門母親運動自1990年代起持續收集遇難者名單，並多次致函中國當局，要求公布真實傷亡數字、向死傷者家屬道歉並追究相關責任人，然而該群體長期遭受當局的監控、騷擾與軟禁。2026年在香港，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自1990年起每年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辦維園六四燭光晚會，一度成為全球規模最大的六四紀念活動。2020年後，當局先以防疫為由取締集會，繼而援引《港區國安法》全面禁止相關活動，2021年支聯會宣告解散，延續三十年的燭光晚會至此終結。天安門母親運動所受的限制亦持續收緊：2026年1月，該群體一年一度的新春聚會首次被禁止舉行；同年六四三十七週年前夕，成員更被北京市公安局要求不得前往萬安公墓祭奠，亦不准宣讀悼詞或發表悼念照片，為六四事件發生以來首次。

審查制度

1989年的六四事件过后，中国政府加大了对该事件相关信息流通的限制甚至完全封锁其传播，时至今日，除了一篇当局的简短通稿，受中国政府管制的网站上基本搜索不到该事件的内容，相关书籍、杂志等也被禁阅。中国官方的审查机制嚴格限制有關六四事件的討論，並採取措施拦截或審查相關讯息，其中教科書也几乎没有记载此事；即使不得不有所提及的時候，相关內容也多是以中國官方觀點編寫而成。在抗議結束後，政府查禁了許多有爭議的電影和書籍，關閉了多家報社、出版社。在往後1年內，中國國內近12%的報紙、13%的社會科學期刊、150部電影遭取締，還有將近8%的出版公司也被迫歇業，此外，官方還宣布其已查獲3200萬本違規書刊和240萬份違禁影像。之後有關六四事件的新聞媒體內容和網際網路資源都因為實施審查制度而遭到限制或者是封鎖。受金盾工程影響，包含六四事件的网络內容在中國境內会遭封鎖，無法瀏覽。

中國大陸有許多文學作品因與六四事件相關而遭到禁止出版，例如收集許多该事件期間抗議诗歌的《六四詩集》便遭禁止，而小說《紫禁城》也因涉嫌六四內容遭到查禁，就连採訪趙紫陽或鮑彤的書籍都遭到查禁，其中包括由楊繼繩秘密採訪趙紫陽、整理其他否決中國政府決定之資料后撰寫而成的《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以及受到政府壓力而無法出版的宗鳳鳴著作《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等書。比較特別的是在2009年5月時，趙紫陽祕密錄下的錄音紀錄成功偷運至海外，并《改革歷程》一書得以編寫出版；而在2010年時，另一本依據李鵬在六四事件期間的日記整理後也以《李鵬六四日記》為名出版。

在中國大陆網路上搜尋「六四」或「天安門」等相关词语，仅會提供經審查後的結果。在中國的網站伺服器一般不能提供六四事件的相關信息，而部分伺服器在國外的網站則長期遭受防火长城封鎖。在六四前夕，中國大陸各影音平台均會以「系統維護」為理由，禁止用戶使用彈幕功能、修改個人資料或發言；而各VPN供應商也會在每年六四前夕受到網路攻擊或干擾。另外，中國大陸的社交媒體對與六四事件相關的關鍵詞也實施了封鎖，公民實驗室自2009年起記錄了近3500個被封鎖的關鍵詞。在2006年1月時，谷歌同意在其中國大陸頁面審查有關六四事件和其他中國政府認為「敏感」之內容，不過2010年1月時宣布撤除相關的審查合作。

而後十余年间，整個運動的壓制开始略有松绑以來，仍不少教科書談及六四事件時大多以「清場」而非「鎮壓」來形容事件，並以「平息事件」來結尾。而於香港，當地的教育局公布的課程修訂大綱中沒有提到「六四事件」，而被問及時表示因為「未有納入的事件因在中國歷史發展中並不重要」（然而重大的九二南巡与此事件直接相关）。2012年2月，中國政府放寬對趙紫陽的內容審查，百度百科首次出現關於趙紫陽的文章。媒體纪录片方面，2021年6月20日央视放映了《敢教日月换新天 第十一集 举旗定向》，片中采取了1989年之后中国开始加速体制问责，此后社会相对独联体国家急速发展的口吻，并以客观上逐渐得到了高度肯定的政治评价做結。

但是，中国政府相关的审查卻存在实践上的矛盾。例如每年6月初（尤其是中共十九大以来），中國的网络媒体集体对更換头像、更改用戶暱稱做出的限制和相关言論控制的增强，甚至還因此出现了對此並不知情的网络红人因“踩雷”而被封杀的相关事件，這樣的做法反而導致对此事件不知情的民众产生疑問甚至进而设法得知这一事件，形成兩難。

2023年10月24日，加拿大籍华裔历史学者何晓清、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何晓清签证延期请求被拒，特首李家超于10月31日表示，“入境處根據既定程序處理，包括考慮是否構成保安風險”。

大学生思想教育

六四之后，当局對應屆的高校畢業生進行了再教育，北大有兩千學生需要接受「思想指導」學習。1989年8月，北京大學进行了入學制度的「秋後變革」，规定新生須赴軍校受訓一年。其他大學雖無軍訓計劃，卻「準備好特別教育」，清華大学、人民大学先實施政治教育然後再開課。

政治低潮

六四事件成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分水嶺，此後針對政治體制的改革均被中共視為禁忌；而要求民主的大規模社會運動亦再未发生，中國的民主氛围每況愈下。21世紀后，大量中國公民均不愿谈及该话题，包括知識分子在内的部分改革支持者亦不渴望政治變革，轉而專注經濟改革。而許多中國公民都不知道有關六四事件的情形。不过每逢6月4日，中國政府并不允許与六四事件相关的活動存在，例如在六四事件二十週年的2009年6月4日，中國政府便在天安門廣場附近加強警備，其中除了穿著制服的民警与武警成員外，還有數百名便衣警察出現在廣場上。之後新聞媒體工作人員被拒絕進入廣場內，那些試圖在廣場上拍攝或者採訪持不同政見者的記者則遭到短暫拘留。而在六四事件二十五周年前夕，高瑜、浦志强、徐友漁、郝建、刘荻、胡石根等人則因為參與相關紀念活動而遭到逮捕。另外每年六四事件週年紀念期間，中國政府亦會關閉全球社群網路服務的網站連結并加強對於中國持不同政見者的監視。

但在這般情況下，以丁子霖为主要发起者的天安門母親運動等人士或者組織仍然會繼續報導有關六四事件的經過，而多年來一些中國民眾也呼籲中國政府重新評估抗議活動，補償遇難者家屬，如天安門母親運動便要求賠償、平反受害者并歸還在中國與海外所籌到的募款金額。而曾經參與軍事鎮壓的前軍人張世軍更是向中央軍委主席胡錦濤發表了公開信，期望政府能夠就六四事件重新評估其歷史價值，但隨後他便在自己的家中遭到逮捕。不過雖然中國政府從未正式承認在六四事件期間有從事不法行為，但在2006年4月時則在政府首次公開的情況下接受六四事件相關受害人家屬的申訴，并以「困難補助」的名義向在四川死亡的周国聪的母親唐德英賠償將近70,000元人民幣。1989年6月6日周國聰在成都市遭到警方拘押，2天後逝世。這一舉動獲得中國許多活動家的歡迎，但是一些人則將這案例視為為了維護社會穩定的舉動，並不認為它是預告中國官方立場將有所變化的行動。

直到八九民運三十周年，即2019年时，六四事件的話題在中國仍然是敏感話題。RFI报道认为，一批香港記者在事件三十週年之際，以攝製紀錄位片、撰寫文章和口述當年事件的所見所聞的方法，傳承歷史真相；另一方面，法广认为一些親建制派傳媒由過往不主動提及事件以達到讓人遺忘的目的，轉為以諷刺、批評及錯誤論述等方法營造「六四事件可以爭拗」的現象。中共中央机关报在运动中期称其為“动乱”，後譴責为“反革命暴亂”，至今六四事件在中國大陸仍為敏感話題，仍被嚴格限制討論或悼念。儘管事件本身對中国现政府的影響力不斷減弱，在中國大陸以外地區仍有許多人主張“轉型正義”。

工人运动论

长期以来，六四事件的主流历史叙事是自由民主主义反抗中共的威权主义体制，并将学生与知识分子视为抗议的中坚力量。但中国部分毛主义左翼、西方部分反斯大林主义左翼认为，六四事件是一场由经济诉求引发的反市场化经济改革、反资本主义抗议运动，并强调工人阶级追寻社会主义民主的诉求。美国历史学家莫里斯·迈斯纳、中国历史学家吴仁华均指出：六四清场后，中国当局对工人的镇压烈度远高于对学生的镇压烈度。而工人们在六四事件中自我武装、自我组织、发起罢工，也被认为是中国当局于6月初决定武力清场的原因。

社会评价的演变

随着事件的结束和以江泽民为代表的新一届领导人上任，1989年后中国政治相对稳定、经济高速发展，中国的经济水平在1990年至2012年产生了阶梯式增长，中国得以成为继美国之后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以及军事强国。同时，民众的生活水平获得普遍提升，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已经有6.63亿中国公民脱离了贫困线。国家实力的提升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提出，使得民族主义思想升温，社会氛围得以缓和，对中国大陆民众因经济差距“投向西方怀抱”的担忧被销解，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的合法性得以稳固。与1988年出版、代表对中国和中华文明全面批判和全盘否定的《河殇》等書籍不同，1990年代后出版的《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等讚揚中國的书籍成为中国民族主义崛起的标志。有研究者指出，进入21世纪后，中国社会已自主完成民族主义认知的构建。2010年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认为，中国人对政府的满意度仍然很高，其从2007年的83%增加到2010年的87%。调查还发现，有74%的中国人认为中国政府正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由此，事件中的各项激进政治诉求的影响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很快在社会主流中消失。进入2010年代後，中国大陆舆论中更多出現对六四事件中的示威游行持否定态度的观点，抑或轻蔑的称之为“胡闹”。有作者指出，在中国大陆对六四事件持否定观点的人群中，甚至有当年事件中的民主派人士。这与2000年代诸多国家发生西方国家支持的“颜色革命”后陷入政局长期动荡的情况有关，更是出于中国时局动荡、国家分裂这一假设的担忧。政府暴力镇压、结束运动的方式开始获得更多认可。而中国大陆部分名人（如马云）还开始在言论中引用六四清场这一事件，其立场则直接体现出对政府的支持。

2019年4月，时值六四事件三十周年之际。国际广告公司“上奇广告”巴西分公司“F/Nazca Saatchi & Saatchi”在Youtube发布与六四事件相关的宣传广告《徠卡：獵手》，内容涉及六四事件标志“坦克人”。广告片发布后，被认是广告片委托人的徕卡相机在以中国大陆网友为主体的社交平台上受到立场截然相反的两方评价。一方表达支持和对六四事件悼念；另一方则是批评和攻击徕卡相机，视广告片为徕卡相机对中国的“吃里扒外”和政治攻击，认为徕卡相机是“螳臂挡车”、不自量力。同年6月，香港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運動爆发，造成中国大陆舆论与香港严重对立。而在中国大陆民众呼吁中央政府直接以武力镇压结束的呼声中，政府使用坦克清场的方式甚至被认为是暴力镇压最为有效的手段，因此当时即有人提议使用六四清场方式，出动坦克驱离，直接结束运动。

步入2020年代后，伴随着社会矛盾加剧、经济下行与互联网言论审查的进一步收紧，中国民众对六四事件的看法亦出现反复。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爆发后，中国实施了严格的封控与清零政策，初期一度有效控制疫情；但随着病毒变异株毒性减弱、传播力增强，封控措施引发了广泛的经济冲击与民生问题，民众对中国政府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2022年11月末，白纸运动爆发，被国际舆论视为自1989年以来中国大陆规模最大的一次民众抗议行动。在上海乌鲁木齐中路的抗议中，即出现了呼喊「六四精神」「平反六四」等政治口号的现象。而在27日的北京亮马桥抗议中，一名BBC记者采访两位民众为何要参与运动，后者用英语回答道：“It's my duty.”（这是我的职责）“It's our duty.”（这是我们的职责）有媒体认为这一幕重现了六四事件（当年有学生面对采访回答了同一句话）。这些现象反映了部分民众在社会压力加大背景下重新关注并呼应六四事件的历史意义。但在12月7日防疫政策转向放开后，抗议声浪也逐渐消失。

另见

六四事件

对于六四事件的反应

参考文献

来源与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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