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的背景

档案正文

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四事件爆发的背景存在多方因素。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历经“拨乱反正”与改革开放，虽然经济逐渐复苏，但十年文革所造成的社会创伤仍未平复。1978年改革开放启动后，中国在市场化的推动下出现经济增长，但也伴随物价上涨、通胀加剧、官倒横行、权钱交易、特权阶层兴起等种种问题，使得社会矛盾日渐累积。知识分子和学生在就业困难、政治开放迟滞、贫富差距扩大、意识形态危机等压力下，对前途普遍感到焦虑，并透过校园民主沙龙等组织讨论政治改革，要求更多表达空间。

与此同时，中共高层亦因改革方向出现分歧。以胡耀邦、赵紫阳为代表的改革派主张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言论空间；而陈云、李先念等保守力量则强调维稳优先，认定改革过速导致社会动荡。胡耀邦在1987年因对八六学潮处理态度温和而被迫下台，使知识界与学生更加不满。社会上反腐呼声高涨，而通货膨胀、价格闯关失败引发的经济危机更进一步冲击民生，加深民怨。

此时，东欧的共产党执政国家陆续出现民主化浪潮，苏联改革与波兰团结工会的突破，使中国知识分子与学生愈加期待政治改革能跟进国际趋势。然而改革迟滞与腐败加剧的现实落差，使得社会各阶层普遍出现改革无望的挫折感。种种经济困境、社会不公、政治僵化、高层权力斗争与国际民主化风潮交织累积，最终在1989年形成爆发全面抗议的社会条件。

拨乱反正与改革开放

1976年10月6日，时值毛泽东之死的27天后，最高领导人華國鋒联合叶剑英、汪东兴、李先念等人，调动部队逮捕了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毛泽东的政治盟友，文化大革命以政变手段宣告结束。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冲击了中国经济与社会结构，国家由于经济生产的放缓或停顿而陷入贫困之中，泛意识形态化也深刻地影响了政府的运作与民众的生活。

1977年7月，中共十屆三中全會召開，大會恢復了鄧小平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和解放軍總參謀長職務；同年9月，邓小平提出拨乱反正主张，意图消除文化大革命的负面影响。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後，獲得最高權力的鄧小平宣布实施改革開放政策，推动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同時他提拔改革派成員擔任要职，其中胡耀邦于1980年2月被任命為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以分割华国锋的權力。同年9月，趙紫陽接替華國鋒擔任国务院总理；1981年，胡耀邦接替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主席，自此改革派進入最高領導層。儘管市场化經濟政策为政府博得了部分好感，但人民对官員腐敗和裙帶關係的擔憂亦不斷增長。

经济危机

改革开放前，中國長期透過中央制定的计划定價機制，讓商品價格穩定處在較低水平。但这一举措也減少了製造者增加產量的誘因。改革开放初期，中國政府採取部分產品價格固定、部分商品允許價格波動的价格双轨制。但由于市場上長期產品短缺而物价较高。部分人则可利用权力以低價購入產品，之後再以市場價販售，时谓“官倒”。此外，政府的貨幣供應量增发過多且過快，造成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工廠無法赚取利潤；但1988年減少貨幣供應後，又使得許多金融貸款無法正常兌現。1988年，鄧小平在北戴河會議上同意以市場經濟為基礎，讓價格體系得以恢復正常。

但價格管制將放鬆的消息傳開後，隨即引起民間恐慌，中國各地民眾大量提領現金並購買商品囤積。不到两週內，政府便立即撤銷價格改革的政策，但價格闖關帶來的影響明顯延續一段時間，民間社會面臨快速通貨膨脹的問題。在官方提出的消費者物價指數報告中，指出北京市的物價於1987年至1988年期間增長30%，許多工薪阶层因為無法購買大眾商品而感到恐慌。在新的市場經濟體制下，許多無法獲益的國有企業也被迫削減成本，讓過去擁有工作保障與社會福利的鐵飯碗開始面臨生活的壓力。

社会问题

改革開放以後，中国社会涌现了官倒、权钱交易、政治腐敗、特权横行、贫富分化等大量社会问题。此外，改革派領導人設想知識分子會在未来發揮主導作用，領導國家實施更多的經濟改革政策。儘管政府陸續設立新的大學，並增加各校的招生名額，但情況並未如計劃設想般實際發生。一方面因國家所指導的教育體制，並未充分和市場需求不斷增長的農、輕工、服務業与外國投資等領域結合；另一方面因專精於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的學生，則必須進入有限的就業市場。新开设的私立企业并不接受國家分配毕业生，然而高收入的工作則由具裙帶關係者取得。其中條件优厚的工作岗位都被取得後，剩下的职位往往是績效较差的部門，掌握實質權力者則在該領域並無專長。

面對慘淡的就業市場和有限的出國機會，知識分子與學生們認為憑藉處理政治問題，從而能使以上問題得到解決。這讓北京各個大學的校園中出現了以研究政治為主的小規模「民主沙龍」社團，這些組織逐漸激發了學生參與政治的興趣。受到中國的經濟社會逐漸朝向資本主義的影響，中國名義上维持的社會主義在意識形態上也面臨信任危機。民營企業的審核制度則讓許多不良商人能以寬鬆的法律優勢致富，甚至常在過去強調「沒有窮人」的社會中炫耀擁有的財富。財富分配不公的問題引起了民眾的強烈不滿，使他们普遍對國家前途感到幻滅。

派系斗争

1980年代后，人們渴望中國当局做出进一步的改革，但当局遲遲沒有進一步的動作。在改革開放的政策制定和實施後，面對伴隨而來浮現的種種問題，領導高層之間在處理辦法上出現分歧。但儘管內部因為意識形態而浮現派系衝突，雙方人馬都需要獲得最高領導人鄧小平的支持，才能實施各項重要決策。

以胡耀邦、赵紫阳、胡启立、万里、彭冲、习仲勋、田纪云、鲍彤、阎明复、李锐为代表的改革派拥护改革开放，他们主張進一步實施政治自由化的方針。藉由設立允許多種想法的渠道，讓民眾能夠表達不滿。。

另一方面，以陳雲、李先念、王震、李鹏、薄一波、姚依林、邓力群为代表的保守派認為：改革開放施行過多激进政策，故应重新加強控制以確保社會穩定。

政治体制改革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俗称“8.18讲话”），指出权力过分集中是中国当下官僚主义的“总病根”。邓小平提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议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提倡民主集中制，并向全国人大提出全面修宪建议。但波兰团结工会事件对中共政治体制改革产生了一定负面影响。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八二宪法》，其含有许多宪政主义的内容和条款，为改革开放奠基。

随着改革开放的加速，中国社会开始出现官倒、权钱交易、腐败、特权等问题，经济改革亦受到既有政治体制的阻碍。1986年上半年，邓小平再次提出“政治改革”并启动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研讨和制定，同年9月“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成立，成员包括赵紫阳、胡启立、田纪云、薄一波、彭冲。10月，赵紫阳提议的中央政改小组办公室成立，具体负责人包括鲍彤、严家其、贺光辉、周杰。

邓小平的政治改革出发点是，在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前提下，实行党政分开、提高行政效率、革除官僚主义弊端、推动经济制度进一步改革等，但不能照抄西方的宪政制度，他强调：“不能放弃专政，不能迁就要求民主化的情绪。...... 要搞一个增强行政效能的体制，机构要精简。......讲民主必须要和法制联系起来讲，把法制搞起来，才能有稳定的社会环境。我们的行政机构应该很有效能。 ” 与此同时，其他人士还公开提出了“多党制”、“三权分立”、“议会民主”、“司法独立”等西方宪政主义的架构。虽然这些与邓小平等人的中国官方改革观点可能有所不同，但在当时比较宽松的政治气氛下，并没有受到过多的抑制与打压。

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召开，赵紫阳作《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报告。该报告由鲍彤起草，提出并论述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和设想，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概念。该报告的第五部分详细论述了政治体制改革，将邓小平1980年的“8.18讲话”作为改革的指导性文件，阐述了许多符合宪政主义的内容，其中包括进一步实行党政分开、权力下放、提倡法治和监督、完善选举制度等。十三大还首次实行了差额选举，赵紫阳正式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鲍彤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不久后鲍彤又被任命为中央常委政治秘书。1987年底，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成立。

民间新思潮

1978年拨乱反正后，魏京生等知識分子便呼吁政治改革，並在西單民主牆張貼持有不同政見的大字報。此時民眾被允許宣傳政治自由和民主化的短暫時期，又被稱作「北京之春」。但魏京生在1979年3月遭到逮捕，西單民主牆也於同年12月時被迫封閉。而1978年拨乱反正时期开展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促成了全社会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由此诞生了贯穿中国大陆19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提倡五四精神“民主”与“科学”，提倡人道主义和普世价值，反文革、反封建、反传统（文化热）。1983年中共保守派发起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曾对“新启蒙”产生了一定阻碍，但在胡耀邦等人的干预下，清污运动逐渐结束。

1986年夏，“新启蒙”代表人物方勵之開始在中國各地大學展開個人訪談之旅，主要談論自由、人權、權力分立等內容。隨後方勵之成為當時社會大受歡迎的人物，他的發言記錄也在學生間廣為流傳。對此鄧小平曾警告方勵之主張崇拜西方的生活方式、資本主義和多黨制度，將意味著損害中共的領導能力与传统意识形态。受到方勵之的演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启以及世界各地爆發的群眾運動影響，學生在1986年12月發起示威，抗议改革開放的步伐過於緩慢。其中參與示威遊行的學生提出許多訴求，這包括有經濟自由化、民主、法治等要求。雖然這次抗議最初是在合肥市附近進行，但很快地學生運動便蔓延至各大城市。對此中央領導階層感到驚慌，並開始指責抗議學生試圖煽動文革式的動亂。

之後，胡耀邦被中共内部指責對抗議活動的態度過於軟弱，以及因為沒有適當處理這次事件而引起社會動亂。1987年1月16日，胡耀邦下台，但保留政治局委員的身份。胡耀邦辭職後，保守派在邓小平的支持下顺势展开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開始打壓支持胡耀邦觀點、政治自由化和亲西方者。這項運動也制止了學生運動的發展，并使得政治環境一度封閉起來，但胡耀邦也因而獲得改革派人士、知識分子以及學生們的歡迎。然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遭到赵紫阳的反对，他认为保守派利用该运动否定改革开放，并以此说服了邓小平，运动随后于1987年中期结束。

国际局势

1980年代末，东方集团各国亦爆发民主化浪潮。戈巴契夫上台后便于蘇聯實行經濟、政治等各方面改革，力推民主化；团结工会于1989年2月在波兰圆桌会议中争取合法地位后亦推动民主改革，並在1989年波兰议会选举中赢得全部自由竞争席位。之後，匈牙利、东德、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相继发生民主化抗議浪潮，谋求结束本國的獨裁政體。在此背景，崇尚民主思潮的知識份子、留学生与高校學生开始认为：「改革開放」後政制改革過慢、獨裁制度未變，因而出现官倒、腐敗、通脹等社會問題，這使到學生之間開始流傳著徹底的政治改革方可改變現狀的觀點。

另见

六四事件

八六学潮

参考文献

来源与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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