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中的廣東省

档案正文

1989年春夏之交，中华人民共和国爆发全国性抗议运动，史称六四事件或八九民运，中国官方称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期间广东省各地也有抗议、游行、罢课、集会及其他政治表达行为。这些活动多由学生、工人主导，也包含市民等群体发起，与全国范围内的抗议相呼应。參與者還包括從在廣東就學的香港、澳門學生，或專程入境聲援的香港、澳門民運支持者。其中最大規模的抗議發生在廣州和深圳，此外在佛山、珠海、韶關、中山、肇慶、新會、江門、東莞、汕頭、潮州、梅州、湛江、惠陽、茂名、阳江、電白、惠州、三水等縣市均有不同程度的響應。据部分親歷者指，廣東的抗議示威範圍波及全省，波及面達到縣一級。根据当局统计，广东全省在5月，有中山大学、华工、中山医、深圳大学、韶关师专等几十所大专院校的学生以“争自由”、“民主”、“爱国”等口号，在各院校内张贴大小字报，散发传单和集会演讲。

全广东抗议的高峰发生在五月中下旬，并因19-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李鹏发表讲话、北京宣布戒严等事件而达到高峰。据亲历者暨南大學澳門学生萧亚群称，当时广东抗议的特点是推动改革开放议题，笼络体制内知識分子、中下層幹部及新聞界参加，并借助反對“官倒”與分配不公，針對廣東數千家與中央委员相關的公司，由工自聯披露其“倒賣許可證、囤積居奇”等行為，鼓动工人、廠長及市民參與，同时也結合香港前途問題，提出香港高度自治與民主化，吸引港人支持，使香港媒體宣傳反過來擴大参与規模。

背景

自中国民主运动在1970-80年代兴起后，廣東省即出现民运人士的活动。例如1981年，一些民运组织成员开始进入深圳。1986年，《深圳青年报》有编辑人员策划成立“深圳思想俱乐部”、“深圳青年诗人协会”，并利用《深圳青年报》宣传“新思想、新观念、新方法论”等思潮（中国当局定性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引起中共中央、广东省、深圳市当局的重视和关注。同年12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共青团中央与深圳市委联合调查该报及该组织，“深圳思想俱乐部”、“深圳青年诗人协会”被取缔。1987年2月，《深圳青年报》被责令停刊。

在1986年的八六學潮中，廣州、深圳、佛山、珠海、湛江、梅县的多所大专学校的學生參與響應了全國性的示威。

按照當局統計，1987年上半年廣東“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影响下和海外敌对势力的煽动下”“反革命案件”发案率上升，共发案96起，比1986年同期上升43.3%。1987年8月至12月，中山大學部份學生曾組織「自民黨」，並先後舉行三次抗議活動，要求當局學習臺灣實行民主自由和開放政治。當局派出高幹前往進行安撫才告平息。

1988年8月9日，廣東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廣東省公安厅报送的《广东省集会游行示威规定》，并于8月25日起施行。同年，德庆县公安局破获以谢庆森（男，37 岁，德庆县沙旁乡人）为首的“太阳党”反共組織案。當局缴获该組織草拟的章程、国歌、委任状等“罪证”。同日， 曲江县公安局破获以何惠新为首的“国民民主党”反共組織，抓获5人。

在胡耀邦之死，八九民运爆发前，广东部分民运人士就开始酝酿或参与当时的民主运动。1989年2月21日，1974年广州“李一哲事件”的大字報作者之一李正天从广州到北京參加簽名運動，並致函國家主席楊尚昆，除呼吁請其大赦异议人士王希哲外，亦點名批評廣東省委會記林若禁止發表他的文章。4月2日，中国公安部通报各地公安厅局，指中山大学有些人“频繁串联”，策划借“四·五”之机组织学生上街游行，并准备在四月五日开“纪念讨论会”，提出“声援释放魏京生”，“要人权，要自由，打倒一党专政”的口号，亦声称这次行动得到海外的经费援助，与方励之有联系，在广州已串联好华南工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暨南大学等院校一起行动，并打算由被处分过的学生来对付警察，鼓动学生“不要怕流血”。广东省委指示广东省公安厅要求各级公安机关做好防范工作，密切注意大专院校，特别是几所重点院校学生的动态，并对相关人员进行调查，校内外做好防范。报告指这些策划者“活动比较隐蔽，要求有关人员对组织活动的通知传看后即烧毁”。4月5日，海外民运组织中国民联的胡平透露，五四期间，中国民联拟在广州等地安装传真机，随时传递大陆民运或学潮的信息。巴黎蒙马特高地电台《华人之声》节目编辑陈庆浩（为澄海人，广东外逃人员，与台湾关系甚密）等亦计划利用国际舆论将4月7日搞成针对中国人权问题的纪念日。

广州

廣州首次學生遊行發生在4月20日。在5月中下旬曾連續多日爆發大規模遊行，並以5月23日的省港澳民主大遊行為規模最大，有包括香港、澳門學生在內的50萬人參與。六四清場後，市內主要的交通要道，如海珠橋、海印橋等被示威者多次堵塞。

深圳

4月

4月15日胡耀邦死後，當局指深圳大学出现了“攻击党政领导人”的大小字报和标语。

4月25日，深圳大學學生會收到北大學生電話後，決定于4月27日起罷課三天，但稱“考慮到深圳外來人員多，怕被壞人利用”，不計劃在5月4日上街遊行。當天，深圳大學學生發表一份聯合聲明，支持北京學生運動。

5月

5月4日，全國各地爆發五四大遊行。5月5日，來自於深圳特區報、法制報、商報、青年雜誌、風采雜誌、蛇口通訊報、特區經濟雜誌社、光明日報駐深記者站、深圳電視台、廣播電台及中共深圳市委宣傳部等十餘家新聞單位的逾百名新聞從業者聯名致電北京和上海，向5月4日參加遊行的北京新聞工作者和《世界經濟導報》總編輯欽本立“致敬”，並要求上海市委撤銷對《世界經濟導報》的“錯誤處理”。他們認為此前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使《深圳青年報》、《特區工人報》停辦，並令有關編輯及記者人權受侵犯，違背中共十三大的原則。他們希望不要將當時正在草擬的《新聞出版法》作為國務院的一個行政法規，而“應交給人民廣泛討論，使之成為保障新聞自由的基本法”，呼籲保障新聞自由，“我們需要自由的講真話的環境”，“一種聲音只能說明專制統治，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和深化經濟改革是相違背的”，“允許民間辦報和容忍多種聲音存在”。

由於不滿學校官方的學生會組織不組織同學支援北京學運，支持民運的學生向學生會反映要求，不獲理睬，因此深圳大學的學生自發組織了自治會，並得到學生的響應。5月16日，深圳大學600名學生和200名敎師舉行記者招待會，宣讀《深圳大學敎工聲援北京學生愛國民主運動的聲明》，該校共青團代表亦致詞支持學生運動。當天，市內也有學生示威。

从5月16日起，深圳市所属高、中等院校及中学的学生，纷纷到市政府、图书馆示威游行，声援北京天安门广场聚会学生。当局指示威者在上步区各街道搞募捐活动“严重影响交通、工作、生活秩序”。5月17日中午，汇集到深圳大剧院的深圳大學5000多名学生以及深圳師專200餘名學生开始游行聲援北京絕食學生，並到深圳市委市政府大门前遞交請願書，由師生募捐六萬餘人民幣和萬元港幣支援學運與示威。當天游行還有數十名記者參與，并有數萬群衆在旁圍觀或捐款。新成立的自治會與深圳高自聯參與了活動的組織。深圳大学的教师和学生代表分别宣读了深大老师、学生致深圳市市委市政府的请愿书，要求当局转达他们对北京绝食学生的声援。深圳市政府的负责人接受了请愿书，并表示会转达师生们的要求。

5月18日上午，深圳師專1000多名學生從學校出發，步行游行到深圳市中心。他們呼喊口號，高舉橫幅，并向行人募捐支持北京絕食的學生，一直持續到下午。中午，“深圳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深圳高自聯）在深圳大學成立，並有百餘名學生宣佈绝食。下午，深圳大學等也有3000多名学生上街游行。其中五百人在深圳市政府門前靜坐並一直通宵持續到晚上。同日，深圳大學全校的黨員、教工、職工舉行大會，校方各個單位支持該校15名學生到北京參與聲援或絕食行動，並在經過深圳高自聯與老師、校長溝通。有高校負責人表示“北京一日不復課，深圳都不會復課”。全體黨員會議通過了「致中共中央緊急通電」，包括深圳大學校長、黨委書記羅征啟在內的深圳大學全體中共黨員通電中共中央，要求鄧小平退出政治舞台，“結束專制”（本條由一些黨員、教師提出來），並集體簽名發表了一份公開信。通電認為中共中央對待學運嚴重失誤，“使國家真正地處在動亂的邊緣”。公開信的內容被香港新聞報導，也發到了北京40多家的新聞機關。深圳大學師生發起全市市民請願運動，呼籲中共順從民意，要求鄧小平退出政治舞台，有二萬人簽名。

5月19日，深圳有200多人在市政府门前静坐，还出现自稱“愛國同盟”的傳單寫“我們要保衛民主，不要萬王之王”暗指鄧小平。也有示威者打出“深圳新闻界声援学生”“打倒李鹏打倒法西斯”“岂有此李”等标语。5月18日到21日，深圳公安也全體連續四天待命，全日留守辦公室應對示威游行與突發狀況。深圳高校自治聯會的負責人在接受《十月評論》採訪時表示，其在乘火車經過廣州時，沿途有很多農民為他們吶喊支持，並表示“作為一個廣東人，見到他們的反應…很高興。因爲在過去，廣東人考慮政治問題比較膚淺，並不太關心，這次他們也能夠覺醒起來，這是很大的轉變”。該負責人認為政府對待絕食請願“殘酷、無動於衷”，亦表示深圳作為特區主要是通過香港的電視電台了解各地消息，但認為深圳存在政治意識淡薄的現象，同時比較關注現實和具體的問題。他亦認為中國幾十年來的專制政治並未改變，“我們國家還存在一個鄧太后”，因此民眾懼怕政治運動。

5月中旬，中央級報紙對天安門廣場抗議活動的報道，影響了各地黨報及地方報刊的取向。《深圳商報》於5月18日詳細報道深圳大學千餘名師生及深圳各界人士在市區聚會、遊行，聲援北京絕食學生；該報負責人並撰寫社論，稱學生運動象徵「全民族的一次大覺醒」。在地方報紙中，《蛇口通訊報》的報道尤為大膽。該報於5月19日以全部四個版面報道學生運動，頭版刊登〈數萬人自發遊行，數千人踴躍捐款，數百人聚會沙龍：蛇口人與北京學生心心相連〉，記述蛇口民眾聲援北京學生的情況。該期同時刊出深圳大學全體中國共產黨員致中共中央的緊急通電及公開信，信中批評群眾正當要求遭漠視、愛國學生行動未獲公正對待，呼籲召開中央全會及全國黨員代表大會，革新黨的領導體制、清除黨內專制主義。《蛇口通訊報》還以〈護我國殤〉、〈救我學生，振我中華〉等通訊，報道蛇口萬餘名群眾自發遊行，以及短時間內捐出人民幣10萬元聲援學生的情況。該報並刊出多篇專論，包括〈北京學運對經濟改革的啟示〉、〈民心向背興亡繫，千秋功罪得失間〉及〈民主運動宣告人治步入窮途〉，另刊發《人民日報》前社長、總編輯胡績偉文章〈只有新聞自由才能長治久安〉。該報亦全文刊登題為「聲援北京學生，推進民主政治」的民間新聞沙龍座談內容，其中多名與會者批評《人民日報》4月26日社論將學生運動定性為「動亂」，並認為香港電視報道相較中國大陸官方媒體更客觀。一些發言者還談及權力腐敗、人民覺醒及對中共合法性的質疑。這類直接批評官方定性的言論能出現在地方官方報紙上，在當時中國大陸極為罕見。

国务院总理20日宣布北京戒严后，5月22日，深圳大學成立了“聲援北京緊急協調委員會”，逾三萬名大中學生、工人、職工、記者、企業員工等各界民眾在深圳大劇院廣場舉行聲援北京學生的集會，宣讀了告深圳市民書，呼籲全民以行動聲援北京學生。然後沿主要街道遊行，口號有「人大人大，為民說話」等，標語有「結束老人政治」、「李鵬不倒，特區無望」、「學生洒熱血，爭民主可歌可泣，李鵬違民心，施暴力遺臭萬年」、「我為中華哭民主，不信春風喚不回」等，並散發了《告深圳市民書》、《要求罷免李鵬的總理職務致全國人大的呼籲書》等傳單，当中指「李鵬背棄民意，與人民為敵，一場民主與專制、光明與黑暗的鬥爭勞不可免」。《羊城晚報》的報道指整個活動有秩序進行，并由警方維持秩序。路透社消息稱，參與遊行的人數達十萬，占深圳市人口20%。香港電台廣播，香港學生聯合會組織一批學生，將於23日到深圳與大學生匯合后到廣州。

从5月17日至22日的深圳高校学生和市民上街游行期间，深圳市公安局组织了民警和武警进行维稳，以防止事态扩大。

6月

6月2日，大公報報導深圳大學教學秩序已經基本恢復。百餘名此前到北京聲援靜坐的深圳大學學生大部分回到學校復課。也有學生表示“正常上課不表示不關心國事”，並認為“無限期罷課並非追求民主理想的唯一方法”。深圳大學校方也計劃派人到北京勸說該校前往北京的學生返校。

六四鎮壓之後，6月5日至8日，深圳高校学生和市民继续上街游行示威。深圳市公安局再次组织民警、武警部队进行防备。6月6日，深圳當局通知港英政府，表示車輛不能直通廣州，香港車輛只能到深圳，不能進入廣東其他地方。但稍後深圳又撤回通知，未有解釋。有媒體報導與廣州軍區的調動有關。

另外6月6日，为响应“空校行动”，有1千多名学生离校返乡。深圳市3千多名中学生在深圳大剧院广场集会，抗议北京出兵，集会后，抬着花圈在市区主要街道游行，围观者有2万人。6月8日，有十多所中學逾三千名學生在深圳大劇院廣場集會抗議，並在市區主要街道遊行，圍觀者有二萬人。一些高校学生搞“空校运动”，离校罢课不罢学。

其他县市

4月15日胡耀邦死後，當局指汕头大学出现了“攻击党政领导人”的大小字报和标语。

4月30日，一名黃姓佛山學生發表公開信，代“頭腦清醒的佛山青年”支持北京學生并表示欽佩。黃亦將其内容張貼為大字報，表示其通過收聽香港商業電台的新聞報導瞭解北京學生的動向，並批評自己學校的“貪污、官僚主義亦較為嚴重”，儘管本校的大部份師生對校長等“都是較為憤慨的，但是我們畢竟是過於保守”，并認爲“我校實行的只是“你是民、我是主”式的民主”。

5月4日，北京天安门的五四游行示威队伍中出现“广东南海人民支持你们”的横幅和队伍。同日，清远市委书记蔡森林在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的报告会上要求“青年、学生紧密团结，反对动乱，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5月16日，河源公安當局召开全市“政保工作和反间谍侦察工作会议”，河源市各县、区公安局（分局）主管局长及政保股长参加了会议。

5月17日，珠海人民广播电台、珠海特区报的新闻工作者签名声援北京学生，并通过传真将签名信件发往北京。5月17日上午，中山市孙文学院有80多名师生在市内游行，声援北京学生的绝食行动并沿途募捐。

5月18日，清远市委召开五套班子及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根据北京学生绝食请愿的情况，听取清远市教育、公安等部门关于市区学生及治安情况汇报，强调“各级领导要做好学生和群众思想工作，维护全市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5月18、19日，全廣東有多個縣市響應北京號召進行遊行，例如在江門的五邑大学、江门教育学院，湛江的水产学院、医学院、雷州师专、湛江教育学院、湛江广播电视大学，梅州的嘉應大學，佛山的佛山大学、教育学院、兽医专科学校，珠海的教育學院、電視大學、技工學校，潮州的韓江師範学院，韶关的韶关大学、教育学院、曲江电大，肇庆的教育学院、肇庆师专（西江大學），电白的师范、教师进修学校、电视大学的師生等，各地人數從近千到兩千不等。其中在肇慶，市委书记陈邦贵、市长唐长安，在梅州，副市長何万真、游宁丰均与游行学生進行對話，梅州市委、市政府亦派出大客车送学生回校。而在5月18日湛江的遊行中，有近2000名大專師生上街，並要求湛江市政府當局解決一些實際問題。湛江市政府與師生代表進行了對話。

5月18日上午，珠海教育学院的近800名师生游行声援北京学生。游行队伍行至珠海市委、市政府大门前时，有几名干部拉着标语加入到游行队伍中。此后，游行队伍离开，边喊口号边行进。整个游行有不少市民观看。下午，珠海市電視大學、教育學院、財貿學校的數百學生上街游行。

5月18日下午，佛山大學、教育學院2000多名學生，200多名教師上街游行，並進行募捐，聲援北京的絕食請願。晚上7時，他們游行到佛山市政府大院，由學生代表向佛山市領導遞交請願書。佛山市長盧瑞華和學生見面，并回答他們的問題。游行隊伍到晚上8時分別乘車回學校。當日，肇庆有3000多学生上街。汕頭市則有兩千多師生上街游行，并到市政府前請願，與時任市長陳燕發對話。

在澄海，5月19日下午，澄海中学等学生受全国局势的影响，准备于次日（5月20日）上午在澄海县城举行游行请愿活动。中共澄海县委和县政府连夜对学生中的领导者和支持者进行交涉、说服，以防止他们按照原计划上街。到5月20日，澄海各学校照常上课。

5月19日上午，珠海繼續有電視大學等學校的數百學生上街游行，他們向有關的負責人遞交了請願書。當日，佛山市政府办公室发出《关于维持佛山正常工作秩序的通知》通知，有數百學生在佛山市政府前靜坐。惠州從5月18-24日，連續有惠阳师专、西北纺织学院惠州分院等院校數千學生上街，市长李近维、副市长李鸿忠与学生对话。三水、茂名亦有學生响应遊行。

5月24日，汕头、珠海、阳江、惠州等市繼續有九所高校和十多所中学的3000多名学生上街游行、静坐请愿。东莞中学、莞城一中、理工学校、广东艺师班及华工代培班约2000名学生游行後聚集市政府门前静坐，递交请愿书，经市政府派出人员溝通後解散。佛山大学、教育学院、市农机学校、市纺织工业学校，卫生学校、南海电视大学、南海师范学校也有学生举行环市游行。期间，深圳有学校的飞虎队直接派人到惠阳淡水镇的崇雅中学串联，张贴标语。中学校园内出现了大字报。并有人先后五次投匿名信件到校长办公室，要该校校长允许该校学生上街游行，声援北京绝食学生、罢课等。

6月，河源市公安局制订了《处置突发性闹事骚乱事件的预案》。六四清场之后，6月5日，新会的卫生学校、师范学校学生上街游行，并在会城镇新会县政府门前静坐，递送请愿书，呼喊支持“六四”的口号。6月6日，广东至湖南方向铁路被堵，部分铁轨被撬，致使六列客车被堵，九千余名旅客被困。江门五邑大学、幼师也有上街游行，並张贴大小字报，做花圈，抗議北京鎮壓。在惠阳淡水镇，人们到银行挤兑，市场粮价飞涨。有人打匿名电话给崇雅中学校长，要其下令全校课间默哀三分钟，同时校外也有人手持小旗，希望该校学生响应。

6月5-7日，順德县城及各镇民眾受局勢和流言影响抢购粮油、挤提存款。有关部门需要進行宣传疏导進行平息。

河源当局指河源中学、啸仙中学、河源师范学校等的师生“产生思想波动”。当地政保部门则深入各学校，查处“不利于安定大局的事件”3起，并指“防止了事件激化”。河源公安稱其分析了河源“面临的治安形势”，研究“防止发生社会动乱的措施”，制订“应对社会性事件的工作预案”，对“发现的一些闹事苗头，及时会同有关部门做好疏导教育工作，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因此河源“在北京等地发生动乱期间，没有出现游行、示威、静坐、绝食等活动和非法组织”。

6月8日，韶关、汕头一些高校学生搞“空校运动”，离校罢课不罢学。佛山大学发起组织“佛山高联自治会”。有的学校搞“追悼会”，将花圈送往烈士陵园。另一方面，由於當時中國當局的信息封鎖措施，很多地方的人對北京情況並不知情。香港一些社會團體在六四後，通過長途電話致電廣東各地，通知其北京鎮壓的信息，也有汕頭市民回复港方指，因為每日收看中央電視台，而不清楚北京流血的具體情況。

後續

受政局影響，中山在6月初出现了抢购粮食和副食品风潮，价格上涨。為此，當局令全市供销社组织大米、食盐及各种副食品投放市场稳定物价。3天供应食盐100吨、火柴300箱、各类罐头500箱以平息抢购风。

6月8日，中山大学已有8名美国专家、12名西德留学生和2名日本留学生返回本国，还有16名外国专家和留学生已办妥去香港的手续。6月10日上午，三水县公安局召开股、所、队长会议，下属各单位汇报对“流窜犯”的“摸底排队”情况并具体部署“打击行动”。

6月28日，廣東省人大常委會會議中省高教局彙報，指全省45所高校在6月19日已全部恢復上課，“至6月24日，暨南大學有小部分港澳華僑學生還沒有回校，上課人數為91%，其餘高校上課人數達97%至100%。全省高校教學秩序恢復正常”。

六四後三週，香港商人減少了对广东工厂的投资訂單，亦有三名港商計劃出售在廣東的工廠。

体制内思想教育与维稳

6月6日，广州海珠區召開宣傳幹部會議，“傳達市委緊急會議精神，部署開展有關制止動亂，穩定局勢，從政治上、行動上與黨中央保持一致的宣傳工作”。廣州市總工會、團市委、市婦聯負責人在6月6日至9日分別發表談話或召集各種會議，“號召全市工人、青年、婦女和衷共濟，維護廣州安定團結局面”。廣州軍區在6月7日致電函，堅決擁護中央平息六四風波。廣東省政府在6月8日發出緊急通知，“要求各級人民政府迅速穩定經濟，穩定大局，鞏固和發展廣東改革開放的成果”。省高教局發言人在同日發表談話，“呼籲我省高校廣大師生，共同維護學校正常的教學、生活秩序，為維護廣東的安定團結局面作出努力”。6月9日，廣東各報刊登於9日接見首都戒嚴部隊的消息。6月10日，駐廣州的海陸空軍代表在廣州軍區禮堂召開幹部大會，學習鄧小平講話精神。

广州东山区东湖街道当局组织干部、居委成员、民兵等学习邓小平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全街居委“为了防范破坏”建立了14个信息网，民兵组织了三个“护厂队”。基层干部则上街要求民众清除“违反原则”的标语传单，当局还动员侨眷去信海外亲友，宣传中国政府立场，“规劝不可轻信谣传”。

6月8日，中共湛江市、县、区党政机关和市直单位召开“领导班子成员会议和党员干部会议”学习《中共中央、国务院告全体共产党员和全国人民书》並表示“坚决拥护”中共中央的鎮壓措施，“从思想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维护安定团结大局”。

6月10日，广州天河区纪委转发《中纪委关于严明党的纪律，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通知》， 要求天河区各级党组织“在政治上坚定地同党中央保持一致”。此后，中共天河区委召开各部、委、办、局、镇、街、总公司党政正副职领导人会议， 传达学习邓小平6月9日接见北京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讲话。6月底，中共天河区委组织各部、委、办、局、总公司、镇、街的党政第一把手分两批于区委党校集中学习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的讲话和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公报。7月3日，天河区委、区政府召开“制止动乱、稳定治安表彰大会”，有3个单位和110名干警受到“表彰”。

6月10日，順德縣當局召开县镇机关干部大会，宣读中共中央宣传部下发的《北京发生反革命暴乱的真相》。中共順德县委、县政府之後又分别召开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县属中学、中专教师大会学习邓小平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级以上干部的讲话。

由于廣州暨南大學学生在运动中的活跃参与，特别是学校内的港澳学生的活动，据运动参与者称暨南大学後來被定為全國“最反動”、“重點整肅”的大學之一。

1989年8月7日，三水县公安局召开各股、所、队长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关于“除恶务尽，夺取制止动乱斗争的彻底胜利；稳定局势，确保40周年国庆安全，坚持从严治警，加强公安队伍建设”的指示。

打击部分广东干部

纽约时报评论认为趙紫陽曾在廣東工作16年，當地多位官員為其親信，因此廣東成為六四后北京重新集權的潛在目標，影響廣東的特殊地位。深圳大學在事後遭到全面整肅，同情學運的校長羅徵啟被深圳市紀委宣布開除黨籍與公職，其後亦被多次調任。李瑞環到廣東后也秘密扣押撤銷同情運動的中上層幹部，包括廣東省計委副主任、特區辦公室主任（被捕）、深圳蛇口管理會的一位領導、「深圳特區報」總編輯、「深圳蛇口通訊」領導被撤並强令停刊、惠州中行副行長等。10月後，中央進一步調整廣東與海南領導層。

另外根据港媒报道，有人透露北京高層“非常重視廣東的問題”，并认为：

一、廣東學運雖不厲害，但屬「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源流之地，且廣東靠近香港，受香港民運影響甚大，不少民運人士經廣東外逃。

二、趙紫陽長期在廣東工作，要防止支持趙的勢力陽奉陰違。

三、廣東地方主義有其歷史淵源，林彪當年亦曾有在廣東另立中央的計劃。

当时也盛传葉選平将調中央任副總理，以及葉謝絕上調。1990年的廣東省人大则突然改在全國人大之後的五月召開，而葉選平亦提前上京參加三月人大。據香港消息人士推測认为北京方面可能已下定決心“一定要調走葉選平”，以防鄧小平的「削藩」計劃遇到更大阻力。一位廣東作家则對香港記者表示其认为「葉省長這次上北京，可能不會回廣州了，一個宴會就杯酒釋兵權了」。

解散运动组织与逮捕参与者

廣州市政府在6月15日發出《「關於解散「廣州高校愛國學生聯合會」非法組織的通告》。該組織被作为非法组织解散。廣州市政府發言人在6月20日敦促廣州高自聯領袖“從速到市公安局登記”。7月5日，廣州市政府發出《關於解散「廣州工人自治聯合會」非法組織的通告》取締廣州工自聯，敦促該組織領袖必須在7月8日前“到市公安局登記”。

相关的领袖，随后也遭到中国司法的相应处置。例如广州学生爱国联合会副主席易丹轩，当时为广东商学院企业管理二年级学生，在示威期间领导学生上街集会、绝食。易丹轩在六四后在广州被捕，遭关押一年半后受审，被控以“扰乱社会秩序”，判刑两年，并于1991年出狱，92年赴美留学。中山大学教师陈破空因“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判处三年徒刑，刑满释放后，又于1993年被判处两年劳教。

當時26歲的广州海员学校教师陈志祥亦因为六四后的6月7日，攜帶一罐油漆和刷子，在广州珠江河堤沿江中路和環市中路的圍牆上写下二十多米長的十字巨型标语，被廣州市中級法院以反革命罪“从重从快”被判刑10年有期徒刑。官方指標語的内容是“攻擊中共黨、政、軍領導人，煽動群眾推翻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5月19日晚北京宣布戒嚴時，舉著長橫幅，走在隊伍最前面的華南理工學生張強被學校要求退學，並無法正式畢業。此後由於華南理工、當地公安局與法院之間相互推卸責任，其戶口被註銷成為“黑戶”。

在始興縣，當地公安當局聲稱华侨农场莲塘区青年邓某被美国之音及台湾“心战电台”“蛊惑”而涂写“反动标语”，因此被查獲逮捕。

7月13日，廣東當局全面开展以“打击流窜犯”、“查缉反革命暴乱和参与动乱的骨干分子”为重点的“集中统一清查行动”。當局稱至15日止，廣東全省共抓获“各类刑事犯罪分子”2471名，抓获“通缉在案的参与反革命暴乱、动乱骨干分子”4名；摧毁“犯罪团伙”194个，破获刑事案件2125宗。廣東公安机关分别对载有大量南下大学生、从上海开往广州的“海樱号”客轮和从大连开往广州的“珍珠梅”客轮进行检查，发现两船共有大学生400多400多名，其中大部分是“空校運動”回家的学生，未发现有“学生非法组织”“头头”和“打砸抢烧分子”。7月18-20日，廣東全省市公安局长会议在广州召开，传达、贯彻中共中央三号文件和全国公安厅局长会议精神，並“初步总结”廣東前段时间“制止动乱”的情况并对“彻底平息暴乱、制止动乱工作”作了部署。當局指按照中共廣東省委和公安部的部署，廣東各地公安机关开展“堵截”、“查缉”“反革命暴乱分子”和“动乱骨干分子”的工作。截至7月底，廣東共抓获公安部和外省、市公安机关通缉的“暴乱分子”和“动乱骨干分子”以及“企图引渡‘两乱’分子出境”的“不法分子”36名。其中公安部通缉的北高联主要領袖3名。深圳、珠海还堵住无证进入边防区人员19410名，查获“企图偷渡外逃人员”1622名。

7月21日，深圳市政府在深圳大学召开大会，宣布取缔“深圳大学声援北京紧急事态协调委员会”和“深圳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两个民运组织。此外当局也称“深圳高自联”、“深圳大学声援北京紧急事态协调委员会”的骨干成员“与境外敌对势力勾结”，策划省港澳爱国民主大游行。深圳市公安取缔了“深圳高自联”、“深圳大学声援北京紧急事态协调委员会”，并对一些参与策划省港澳爱国民主大游行的骨干进行了“教育审查”。

9月初至10月初，李瑞環三赴廣州指令火速解決廣東的民運份子問題，要求從速判處在六四期間被扣押的幾位廣州工人。當時廣州皮鞋廠、萬寳電器公司等廠的十位工人，在遊行示威中經請示廣州工自聯，同意打出「廣州工人」的旗號募捐。但一群被懷疑是公安武警的便衣的人同樣打着這樣的旗號募捐，並鼓動人打砸出租汽車，這幾位工人當場被扣押，但廣州公安出於慎重一直不作處理，李瑞環在廣州期間指示火速處理。在三天內避開廣東公檢法判重刑，後廣東予以抵制，七人中分別判三年至十年徒刑；此外還秘密扣捕工自聯、學自聯的頭頭。抓工自聯的如是有一定職務的，則冠以貪汚化、瀆職、受賄、詐騙通緝，將政治罪名改爲經濟犯罪，以使這些人外逃也得不到外國政府的庇護。一般工人學生則冠以打砸搶匪徒逮捕。廣東民運份子大量外逃也是從這時候開始的，例如陳紹泰、鄧紹琛、陳德勝、王永光、沈水根。深圳、惠州的工自聯代表廣州冶金研究所的一位工程師和幾位工人和暨南大學澳门学生萧亚群都是九月中旬至十月初逃出中國。

6月11日，韶關公安機關拘捕張貼反共標語的香港人郭文深。23岁的郭文深是香港某公司的管理员。6月9日，郭入境中國大陸，并于10日到韶关，住在韶关粤北宾馆。11日白天，郭到商店购买了文具纸张，回宾馆其所住的房间内书写了10种“反动”标语（官方指為“煽动动乱、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100多张。当天晚上他乘出租摩托车到北江中学，冒充北江中学学生，傳播說解放军在天安门广场打死了7000名学生的消息，并在校园内张贴了其书写的标语。之后他又到韶关市惠民路继续张贴标语。派出所民警随即将其抓获。民警后来还在他住宿的粵北宾馆房间内搜出标语100多张。此案现仍在审查中。這項消息在1989年6月13日的羊城晚报中得到披露。

6月14日，被北京市公安局通緝的21名北京高自聯領袖馬少方在廣州市白雲區白雲山派出所投案自首。

8月，梅州市、大埔縣公安稱其破獲一宗“反革命勾联案”。大埔縣人陳樹根被指為“台灣特務”。當局稱他化名“黄河”、“泰安”、“山宝”等连续8次与“敌特机关”挂钩联系，向台灣投遞“反革命信件”，表示要“建立反共救國軍”，“已建立反共救国军第六支队”“準備武裝暴動，攻打各縣”，要求對方支持30万美元购买枪支、弹药，甚至表示要炸毁水电站等。 案发后，经过當地公安机关20天的侦查破获该案。陳被判處7年徒刑。

河源公安當局指運動被鎮壓后，“境内外敌对分子乘机进行渗透和破坏”。河源政保部门“按照上级指示和部署，积极开展隐蔽斗争和反渗透斗争，全力确保河源社会大局稳定”。

此外，广东省国家安全厅也称于6月14日抓获了據稱参与策动运动的“台湾军事情报局特务”多人並“繳獲了他们从事特务活动的证据”，指張益、吳繼東二人“按照臺灣特務機關的指示，接收和傳播臺灣廣播電臺編造的謠言，煽动动乱，並向臺灣特務機關密報廣州地區情況”。张益被捕時25岁，待业青年，吴继东被捕時23岁，为广州市某宾馆工人。當局稱张益、吴继东于1988年11月被台湾军事情报局发展。10月23日，張益被判處有期徒刑13年，吳繼東被判處有期徒刑10年。

加强信息审查

事件之後，廣東當局加強了對信息的審查。廣州各大公司的傳真機被當局派員看守，若認為接收消息可疑即會檢查。廣州和深圳的長途電話常受到干擾。羅湖等口岸的聯檢也對香港旅客攜帶的物品加強檢查，禁止香港報紙（包括文匯報大公報）流入。廣州市民部分能通過香港廣播電台獲得關於北京的報導，但近郊地方無法接收信號。許多居民和幹部住宅安裝的可以接收香港電視信號的魚骨天線被政府要求拆除，有民眾抱怨廣東電台節目無法收聽收看相關的新聞，也有廣東新聞工作者在北京鎮壓後對新聞機關的做法暗中表示不滿。珠江台的點歌節目“想點就點”則改變過去歡快的風格，播放柴可夫斯基的“悲愴交響樂”等旋律沉重的歌曲。

在1987年反自由化運動中，深圳市委即受命查封了《深圳青年報》和《特區工人報》。八九民運后《蛇口通訊報》也遭到整肅命運，該報以雜文見長，曾在1988年釀出成爲「蛇口風波」。《蛇口通訊報》在運動期間用大量篇幅報道了民運。6月12日《蛇口通訊報》發表《貓的屁股說不得》，被認爲暗諷挖苦鄧小平，其編輯也遭到整肅。《蛇口通讯报》最终于1989年11月被下令停刊。

根據港媒報道，由於靠近香港，廣東記者及社會能夠收聽、收看香港的廣播電視及報刊較多，因此更瞭解六四事件的在外報道。廣州新聞界對官方的要求消極抵制。例如廣東電台《青春夜話》的主持人及編導即拒絕製作節目、拒絕外出採訪，在播出時段中不斷播放音樂，甚至反覆播出《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

怀集县公安当局指运动期间“境内外的敌对势力”利用运动的契机进行渗透和“心战策反” 活动。怀集县公安机关则派出专门力量深入机关、学校、农村进行全县的“反敌特破坏”的教育工作，加强“隐蔽力量”的部署和调查研究，以对其进行防范。

6月21日，针对台湾方面进行的“心战”活动，三水县公安局向各派出所发出《关于积极做好收缴台湾空飘“心战”品的通知》，要求各地做好“心战品”的“收缴”和“消毒”工作。当局指6-7月间三水就收缴台湾方面的“心战”空飘传单、剪报、图片共274张，境外投寄至县内各单位的“反动宣传文件”4份。

打击外逃与境外联系

當時香港媒體總結，民運人士外逃的主要通道有四條，除緬甸和台灣方向外，其中兩條即通過廣東。一條是深圳和蛇口，也是廣東和香港人熟知的一條傳統的偷渡路淺，除藏匿在火車、汽車中出境外，多數是買通偷渡贩子「蛇頭」，由水路渡入香港海域登岸。一條是珠海經拱北至澳門，也是一條傳統路綫，關防且不如直接進入香港的第一路綫嚴格，成功機會大，但抵澳門後若不能及時到香港則“安全堪慮”。港媒認為澳門地位不如香港，中共特工活動自如，隨時有被捉回的危險。

多数北京的民運領袖，經廣州工自聯和香港支聯會協助，通过收买武警、基层干部与蛇头等方式，從廣東逃出。同时廣州工自聯據點移至暨南大學，仍繼續地下運作，協助通緝學生領袖隱藏和外逃，部分行動（如珠海、湛江外逃）也導致成員被捕。如廣州學自聯主席劉俊亦經「黃雀行動」救援前往美國，后成為律師。

6月13日首批通緝名單公佈後，公安當局即部署了廣東邊防的加强措施以防「要犯」外逃。深圳內外兩條防綫重兵戒備，去小梅沙浴場的遊客也要遭到邊防警察的檢查。深圳旅遊業爲此大受打擊，內地人避嫌及因關卡重重，來深圳人數也明顯減少。鑒於吾爾開希及嚴家其均從廣東出境，有關广东「秘密通道」之說便广传。廣東省公安廳在7月17日証實三名暨南大學澳門學生秦國東、梁灶華、陳澤偉“涉嫌參與偷運民運分子離開大陸”， 「參與引導不法分子逃離國境」，被公安機關「收容審查」。秦國東、梁灶華在7月24日獲釋回澳門，但陳澤偉仍被扣留審查，直至1990年6月19日獲釋回澳門。同時，北京國家安全部派出數百人南下廣州專責調查「地下通道」。一時廣州的大小酒店、旅館、機關和大學招待所，連日半夜一點鐘都有公安人員來查房， 發現可疑即行搜查。

7月中旬後，中央加大了對廣東、海南等地参与者的清算与外逃的打击，嚴令廣東、海南加強邊防，杜絕民運人士外逃，但仍有趙紫陽親屬逃出。7月31日，为严防“暴乱分子”外逃，三水县公安局根据佛山市公安局规定，凡是出国、往港澳旅游人员，必须查验户口簿及身份证影印件、申请表上的相片要加盖骑逢印。

8月中旬，李瑞環帶領公安、武警宣傳部等領導進駐廣東，召開南方四省宣傳會議，調動外省武警，禁止收看香港電視、加強沿海檢查，没收廣東外事活動幹部或出國考察幹部的公務護照，在主要公路廣深、廣汕、廣湛、廣海加强檢查，嚴防通緝的民運份子外逃，由武警總隊副政委長駐深圳、廣東、海南至縣一級沿海口，由武警埋伏。

公安部門八月下旬透露偵查外逃「地下通道」的工作已有成效，多條地下通道已被截斷。当局特工除對被捕者刑訊逼供，挖取外逃淺索外，還派便衣打入偷渡集團中臥底，北京高自聯常委邵江9月在珠海拱北邊防四號哨區被捕，就是臥底戰的結果。同時，當局對後拿逃犯有功人員給以數以千圓計的獎勵。

據統計，自6月至9月中旬已有數十名民運人士在深圳邊境被截獲。僅駐守沙頭角的深圳邊防武警第六支隊兩個中隊，已先後截捕41名涉嫌曾參與民運的人士。由於堵截外逃有功，深圳邊防部曾受到公安部邊防總局的獎勵。在深圳、珠海、廣州一帶，邊防保衛工作基本由武警負責。在八十萬人口的深圳就有六個支隊（每隊相當於一個團，成員一千多人）。第六支隊負責深圳與香港的邊境巡邏，在深圳邊防檢查站和特區檢查站、蛇口邊防檢查站及大鏟島檢查分站，約部署三個團的兵力。深圳與內地的分界線由第七支隊負責巡邏；第四支隊則負責黨政機關、看守所、收容所、勞教所的保衛工作。它們均屬廣東省武警總隊和深圳武警指揮所領導。深圳公安局的編制為五千人，當時在深圳約有一萬二千人的兵力可用於對付外逃人士，再加上無處不在的社會聯防隊，還有一個團的正規軍在附近駐守。執法部門當時舉行慶功大會時獲嘉獎的多為武警。抓獲一名政治逃犯可獲獎二百元人民幣並記三等功一次，而抓獲普通逃犯則只有一元。

同時，六四期間被捕的工人被快速判處重刑、秘密拘捕工自聯與學自聯領袖，並將政治罪名改為經濟犯罪以阻礙外逃者獲得庇護，此舉導致廣東民運人士大量外逃，如陳紹泰、鄧紹琛等人。期间，三個從北京逃亡的被通緝的學生領袖在由廣州工自聯、港支聯會安排從湛江外逃时被捕獲，廣州工自聯在暨南大學的聯絡點被查出，幾位香港支聯會協助内地民運領袖外逃的成員也被诱捕。

原深圳法制報新聞部主任何頻，六四後被深圳公安局列爲新聞界頭號通緝人物，經地下通道逃抵澳門並獲加拿大政治庇護。由於何頻既是司法幹部、又是深圳法制報新聞部主任，有廣泛的人際關係，他在接受采訪時表示當局爲堵截外逃，在深圳佈下六個支隊的武警相當六團兵力，加上深圳公安局五千人的編制，約有一萬二千人的佈防力量可用來對付外逃。

根据官方记录，深圳特区的“二线关”管理线在“堵截两乱分子外逃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国家有关部门通过在二线关严密布防，先后抓获“非法组织头目”26人。

在廣州有一外語培訓中心，於六四前許多外籍大學教授晚上來義務教授語言。經六四的大搜捕後外國教授為“顧及學生們日後安危，免他們被扣帽子”拒絶赴教。

广东作协的清洗

据主管清查工作的临时机构广东省“工委”的统计，运动期间广东省直机关参与示威游行的处级干部有八名，其中作家身份的占五名。省直机关上街游行的人次，作协占百分之六十，其中党员人次占百分之七十。广州第一支非学生队伍上街的是一群青年作家组成的声援团。之后知识界数次大游行都是由作协带头发动并策划的。5月17日，广东作协青年作家拉队上街游行的同日，计有五名作协副主席秦牧、黄秋耘、岑桑、黄庆云、李士非联同两位资深军旅作家赵寰、郭光豹签名致电党中央，敦促“答应学生的正义要求”。黃秋耘不但簽名上書，在「五一九」戒嚴令下還在《羊城晚報》發表雜文，末尾加入「寫於淒風苦雨中」。曾因「反自由化」而去職的前《特區文學》主編、作協副主席陳國凱则在整个运动期间保持沉默。「傷痕文學」广东作家孔捷生一直偏「自由化」，并拒绝入党。5月17日，他率領「作家聲援團」到廣東省政府門前，向數萬集會請願的大學生發表演講。之後知識界多次遊行都由他組織策動，其中包括5月23日的大遊行，还曾赶赴北京。

运动过后，广东省宣传部事后因此要求彻底整肃“烂摊子”。岑桑曾參加「五二三」省港大遊行，并拒绝交出檢討書，被省委多次點名後，按中央文件的律例將其劃入「從嚴」處分之列。《花城》雜誌主編李士非與地下民運曾有牽連，并被视为「自由化」，因此被革職。六四之后，孔捷生在北京接聽廣州友人電話并流泪，此后回廣州避禍。不过國家安全廳已將他及李正天列為黑名單上的頭兩名。作協黨組亦施以高壓要求其悔过，安全部也派員來「談話」，但因孔捷生是广东省政協委員，欲傳訊須經特別手續批准，有關方面也無可奈何。此后孔捷生流亡海外。女作家丁小莉被停職，後赴加拿大自費留學。前湖北作協副主席、后转调深圳的祖慰曾參加廣州五二三大遊行，六四後宣佈退黨，流亡國外。

广东作协中的左派欧阳山、陈残云也积极攻击“自由化”，认为“反革命暴乱”是因为“自由化大泛滥”、学生“搅事”。秦牧在《自由評論》上撰文堅決擁護鄧小平的「六九」講話，猛烈抨擊「自由化」與「暴亂」。

限制遊行示威

1990年5月5日，廣東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13次会议通过《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办法》，批准《广州市集会游行示威若干规定》。5月7日，廣東省公安厅又制定《广东省公安厅处置突发性闹事骚乱事件的工作方案》。

后续活动

此后，广东境内继续有民运人士零星活动。如1991年6月，深圳怡景中学教学楼先后两次发现19张署名“中国民主同盟会深圳分会”的标语，抨击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呼吁学生不要忘记六四事件。深圳市公安机关经连续五昼夜的侦查将作案人士刘某抓获。1992年6月，深圳梧桐山花木出口场临工陈某以“迟钝者”名义在深圳水库管理站围墙张贴了25张大字报纪念六四事件三周年的旗号，抨击改革开放和中共党和国家领导人。案发当天，陈某即被深圳公安抓获。

另見

六四事件

省港澳爱国民主大游行

六四事件中的廣州市

六四事件中的澳門

六四事件中的香港

198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抗議地區列表

參考文獻

来源与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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