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科寺

档案正文

东科寺（藏語：སྟོང་འཁོར་དགོན་པ），又见译作东科尔寺、洞阔尔寺、栋科尔寺，是位于中国青海省西宁市湟源县日月藏族乡寺滩村的一座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寺院所在的丹噶尔地区位于河湟地区通往青海湖及西藏的交通线上，处于农耕与游牧生产方式的交错地带，历史上也是藏族、蒙古族、汉族等群体往来及贸易的区域。寺院源出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甘孜县的东谷寺，由第四世东科呼图克图多居嘉措于清顺治年间创建。旧寺位于丹噶尔城东，雍正元年（1723年）在罗卜藏丹津事件中被毁；此后迁至现址重建，乾隆二年（1737年）主体工程竣工，获名“土丹夏珠林”，又称“嘉善寺”。

乾隆时期以后，祭祀西海，即青海湖的官员及青海蒙古王公等在祭祀结束后前往东科寺举行会盟、议事和赐宴，相关活动延续至民国时期。东科寺的寺主为东科呼图克图；西宁东科呼图克图系统自第六世起形成驻京任职传统，部分历世活佛曾在北京及多伦诺尔担任藏传佛教事务职务。

名称与源流

“东科寺”“东科尔寺”“洞阔尔寺”和“栋科尔寺”等名称，是藏语“སྟོང་འཁོར་དགོན་པ”在汉文资料中的不同音译。顺治年间建成的旧寺初名“兜率法轮洲”（藏語：དགའ་ལྡན་ཆོས་འཁོར་གླིང）；乾隆年间在现址重建后，乾隆帝赐金匾“土丹夏珠林”（藏語：ཐུབ་བསྟན་བཤད་སྒྲུབ་གླིང），靳艳娥释为“圣教讲修洲”，又赐名“嘉善寺”。

东科寺的寺主活佛系统原与四川甘孜东谷寺相联系。第四世东科呼图克图多居嘉措赴青海建寺以后，东谷寺与西宁东科寺仍由同一东科呼图克图主持。第五世东科呼图克图圆寂后，康区和西宁分别认定一位转世灵童，逐渐形成两支东科呼图克图传承。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清廷调查两支传承后，准许两地分别奉祀各自认定的呼毕勒罕，并禁止双方争竞滋事；康区一支此后留居当地，西宁一支则逐渐形成驻京呼图克图系统。

历史

创建

顺治三年（1646年），第四世东科呼图克图多居嘉措（藏語：རྡོ་རྗེ་རྒྱ་མཚོ）赴西藏，在第四世班禅座前受近圆戒，并在哲蚌寺拜见第五世达赖喇嘛。他向第五世达赖喇嘛请求在多卡尔（藏語：མདོ་མཁར）地方建寺，得到允准；固始汗随后将丹噶尔一带的若干地方交由多居嘉措主持，并授予相关文书。

多居嘉措在丹噶尔城东二里、今西石峡八宝山下选址建寺。靳艳娥根据寺藏传记等材料认为，寺院的主要修建工程始于顺治五年（1648年），至顺治八年（1651年）基本完成。旧寺建有大经堂、廊房、僧舍、幡杆等建筑，设闻思学院（亦称法相学院）及时轮学院，以色拉寺的杰尊教材体系为主要教学内容，并派遣僧众前往色拉寺、甘丹寺、扎什伦布寺和塔尔寺学习。靳艳娥据此将初建时的东科寺视为青海较早建立系统经院教育的格鲁派寺院之一。

罗卜藏丹津事件与重建

雍正元年（1723年），罗卜藏丹津起兵，东科寺成为进攻镇海堡一方的据点，僧众被卷入战事，寺院遭清军毁坏，原址后来称为“旧寺台”。第五世东科呼图克图阿旺索南嘉措（藏語：ངག་དབང་བསོད་ནམས་རྒྱ་མཚོ）当时避居阿什姜寺，因而幸免。

雍正七年（1729年），四散的僧众重新聚集于旧寺台，以黑牦牛帐篷作为临时佛堂，并获发度牒及衣单口粮。雍正十一年，第五世东科呼图克图在丹噶尔西南约五十里的黑山阳面选定新址，开始重建东科寺。新建大经堂由五间主殿、两间耳殿和五间正门组成，寺内另建数百间僧舍以及库房、伙房和议事房等建筑。乾隆二年（1737年），寺院主体工程竣工，随后又通过布施增置佛像和其他供奉设施。

重建后的东科寺未能恢复旧寺时期的完整学院体系，寺内主要保留大经堂的基础教学和诵经活动。希望进一步研习佛教经典的僧侣，多前往塔尔寺、色拉寺、拉加寺等寺院学习。

清中后期

乾隆年间重建以后，东科寺成为祭海之后举行会盟、议事和赐宴的场所，寺主东科呼图克图亦逐渐形成驻京任职传统。寺院同时拥有土地、林地、牲畜和佃户，以地租等收入维持僧团及佛事活动。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随军入藏的杨揆途经东科寺，作《夜宿东科寺》，记述寺院背靠山麓、位置偏僻、气候寒冷及僧侣生活简朴等情形。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法国传教士古伯察经过东科寺，记载寺院僧房建于陡峭山脚，周围生长大树，僧房下方有溪流，僧侣在溪中筑坝，利用水流转动法轮或嘛呢筒。他同时将东科寺误记为塔尔寺医学院的乡间别院。靳艳娥认为，这一说法可能源于古伯察此前访问塔尔寺，以及第九世东科呼图克图与塔尔寺僧人的师承关系，目前没有其他材料证明东科寺曾隶属于塔尔寺医学院。

咸丰、同治年间，丹噶尔地区长期受到战事影响，东科寺的经济和祭海会盟活动亦受到波及。东科寺管家杨香错曾组织寺院所属佃户协助清军作战。同治十二年（1873年），西宁办事大臣豫师在奏折中称，东科呼图克图请求赐匾的三座寺院所在地方未遭严重蹂躏，寺院建筑均得保全。靳艳娥据此认为，东科寺的主体建筑没有在同治时期的战事中被毁，但寺院的发展受到地方经济衰退和长期动乱的影响。

清末的洞阔尔寺花名册登记有东科呼图克图一人、法台二人、僧官二人、香错二人、僧人五十人，并有四个村的佃户六十八人。

民国时期

中华民国成立后，第十二世东科呼图克图遣弟子赴北京表示拥护共和，北洋政府授予其“明净慈祥”名号；其后，东科寺部分僧职人员亦获授绰尔济名号。

20世纪20至30年代，美籍传教士柏立美以及马鹤天、林鹏侠、邵元冲、高良佐等考察者留下了东科寺的照片和文字记录。这些材料显示，当时寺院依山而建，拥有大经堂、佛殿、活佛行宫、山门和大量僧舍，但各项记录所载僧侣人数和寺产规模差异较大。靳艳娥认为，部分民国文献所记的数百名僧侣，可能包括因祭海会盟而聚集于东科寺的扎藏寺等其他寺院僧众，不能全部视为东科寺的常住僧侣。

民国时期，祭海结束后在东科寺举行宴会和会议的惯例仍然延续。民国十六年（1927年），马鹤天在东科寺宴请蒙古王公和藏族千户，并宣讲三民主义、边疆教育和农牧业发展等主张；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邵元冲一行亦在祭海期间留宿东科寺；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朱绍良、章嘉呼图克图和马步芳等人在寺内宴会蒙古王公及千百户，并进行抗战宣传。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蒙藏教育促进会在东科寺开办小学，课程包括汉语、藏文、算术和音乐等。民国后期，地方政府增加田赋并重新丈量土地。1946年，东科寺为减轻地税负担，将约五万亩土地交给地方政府，其剩余土地仍须缴纳地税，寺院经济由此受到较大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东科寺一度继续发展；1958年以后，寺院的宗教活动和建设中断。1982年起，东科寺恢复开放，其他建筑陆续重建，但整体规模小于清末民国时期，原有系统经院教育亦未恢复。

根据靳艳娥的田野调查，东科寺现存年代较早的建筑主要为乾隆时期的大经堂；寺内其他建筑大多在1982年恢复开放后重建，现有建筑规模和布局与清末民国时期已有较大差异。

寺院组织

东科寺以东科呼图克图为寺主，由其任命法台和僧官，并设衙门、吉哇等机构。法台由佛学造诣较高者担任，负责经堂戒律和教学事务。大经堂设大僧官，又称协教或总督察，负责维持寺院纪律并监督僧侣生活和学习；大僧官由全寺僧侣推选，经总法台批准，任期一年。大经堂另设总引经师，即翁则，负责领诵经文，任期二年。

负责寺院行政和经济事务的僧官，管理银钱收支、地租、粮食、僧侣口粮、集会饭食、经籍印刷及对外联络等事务。僧官办事机构称为“衙门”，并管理寺院属民和佃户。僧官任期三年，形式上由全寺僧侣选举，是否连任则由东科呼图克图决定。“吉哇”主要负责接待往来僧侣和香客。

学院与学经制度

旧寺设闻思学院及时轮学院。闻思学院属于显宗学院，以色拉寺杰尊教材体系为主，学习因明、般若、中观、俱舍和戒律等内容；时轮学院主要研究时轮密法、天文历算和相关文化课程。由于旧寺的经籍和档案在战事中损毁，东科寺时轮学院的具体课程已经无法确知。靳艳娥在讨论这一学院时，主要以拉卜楞寺时轮学院的教学内容作为参照，因而相关细节不能直接视为东科寺课程的完整复原。

现址寺院重建后没有恢复独立学院，僧侣主要在大经堂学习藏文和日常诵经所需的经文。希望继续学习显宗、密宗课程者，则前往塔尔寺、色拉寺、拉加寺等寺院求学。

僧侣生活

东科寺僧侣历史上主要来自蒙古族、藏族家庭，另有部分汉族和少量土族僧侣。普通僧侣幼年入寺后，通常随师父共同生活，先学习藏文字母、拼音和基础经文，同时承担烧茶、煮饭、背水及其他日常劳作。入寺数年后，僧侣方可进入大经堂参加集体诵经，生活所需最初主要由家庭或师父承担，部分由寺院提供。

东科呼图克图坐床前，由管家安排师父教授佛教经典；坐床后方可正式接见信众，外出应邀诵经时通常有随从陪同。东科呼图克图名义上是寺院土地和财产的所有者，但财赋收纳及日常财务主要由管家掌握。

与其他寺院的关系

东科寺与色拉寺长期保持学经和法脉联系。第一世东科呼图克图曾进入色拉寺麦扎仓学习，第二世东科呼图克图曾任色拉寺总堪布，此后多世东科呼图克图继续前往色拉寺麦扎仓求学。甘孜东科寺和西宁东科寺均采用色拉寺杰尊教材体系，五部大论的学习年限亦以色拉寺制度为参照。

东科寺亦与拉加寺和塔尔寺保持学经关系。由于东科呼图克图与拉加寺香萨活佛系统存在师徒关系，第七世、第八世、第十世和第十一世东科呼图克图均在香萨活佛座前出家，东科寺僧侣也长期前往拉加寺学习。第六世以后，多位东科呼图克图曾在塔尔寺出家或求学，第十三世东科呼图克图还曾两度担任塔尔寺总法台；地方志亦记载东科寺曾派遣僧侣前往塔尔寺学习。

东科寺与拉卜楞寺之间兼有亲缘、师承及寺院往来关系。第五世东科呼图克图阿旺索南嘉措是第二世嘉木样协巴久美旺波的叔父，久美旺波幼年随其学习，并在东科呼图克图座前受戒。第六世东科呼图克图后来进入拉卜楞寺学习，在赴西藏时还曾获得嘉木样协巴的教导和资助。

东科呼图克图

东科呼图克图是东科寺的寺主转世活佛系统。第四世东科呼图克图多居嘉措创建西宁东科寺。顺治十六年（1659年），多居嘉措入京并获授诺门罕名号；康熙四年（1665年），因调停教派纠纷等事受到清廷封赏，获赐镀金狮钮禅师印，并受封“曼殊室利禅师”。第五世东科呼图克图阿旺索南嘉措主持现址寺院的重建。

乾隆年间，清廷分别承认康区和西宁两支东科呼图克图传承。西宁第六世东科呼图克图阿旺丹增嘉措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驻京，并补授察罕喇嘛寺达喇嘛；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任喇嘛印务处副札萨克达喇嘛，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升任札萨克达喇嘛。此后，西宁东科呼图克图形成驻京任职传统，驻京时主要居住于雍和宫的东科呼图克图佛仓。

第九世东科呼图克图于道光年间入京，先后担任副札萨克达喇嘛、京城札萨克达喇嘛和多伦诺尔札萨克达喇嘛等职。同治七年（1868年），因捐输马匹获加“慧聪”名号；光绪九年（1883年）在雍和宫圆寂，龛座随后送回西宁本寺供奉。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清廷规定西宁所属呼图克图圆寂后，不得再由寺院自行认定转世者，应寻访三至四名灵童，选择在拉萨大昭寺或北京雍和宫使用金瓶掣签。嘉庆七年（1802年），第八世东科呼图克图即在雍和宫通过金瓶掣签认定。

道光三年（1823年），西宁办事大臣松廷未依规定寻访多名候选灵童，而将丹噶尔民人王志之子桑济扎布送往西藏掣签。清廷随后否定桑济扎布的转世资格，并谕令此后依照旧章办理，不得在“民人幼孩”中寻访。靳艳娥将谕旨中的“民人”解释为清代编户中的汉人。

祭海会盟

清朝将祭祀青海湖纳入国家祀典以后，由西宁办事大臣等官员主持祭海。乾隆时期，祭祀结束后前往东科寺会盟、议事并举行赐宴逐渐成为惯例。参与者主要包括西宁办事大臣、青海蒙古各旗王公、藏族千百户及其他地方人员，会议内容包括处理地方纠纷和传达政令等。

清朝灭亡后，祭海及东科寺会盟活动仍在民国时期延续，但活动的组织者和参与者较清代更为复杂，会议内容也逐渐包括共和政治、边疆教育、民族政策和抗战宣传等议题。

熬茶活动

清代档案中的“熬茶”，主要指有组织地赴藏朝拜、向寺院施茶和献曼扎等宗教活动。乾隆六年（1741年）、乾隆八年（1743年）和乾隆十二年（1747年），准噶尔方面三次请求派遣人员赴藏熬茶，东科尔地方成为使团的中转、贸易和集结地点。

乾隆六年和乾隆八年，准噶尔使团曾在清军护送和监督下前往东科寺熬茶、念经，并向佛像、东科呼图克图和寺院僧侣奉献哈达、牲畜及其他物品。为避免使团与当地蒙古人接触，清朝官员曾预先安排寺内蒙古僧侣回避。

寺院经济

东科寺的土地基础主要来自固始汗交给第四世东科呼图克图的多卡尔地区。寺院历史上拥有耕地、林地和牧场，并按使用者及收入用途划分为活佛用地、寺院公地、僧众共有土地、僧人私有土地和其他活佛系统使用的土地。寺院公地的地租主要用于经堂供奉、灯油和僧侣饮食等开支。

清末及民国资料对东科寺土地规模的记载差异较大，且使用“石种地”“亩”“顷”等不同单位，难以直接换算为统一数字。宣统元年（1909年）的调查还记载寺院拥有奶牛、羊、马匹和房舍等财产。寺院所属土地主要由佃户耕种，地租分为大租和小租；部分藏族佃户与汉族居民杂居，被地方文献称为“家西番”。

佛事活动

东科寺每年举行的主要法会包括农历正月初三至初七的胜乐金刚法会、正月初八至十五的祈愿法会，以及农历三月二十三至二十九的观经法会。正月十五举行晒佛，随后表演羌姆；三月观经法会结束后亦举行羌姆。寺院每月还由法台或僧官主持二至七日不等的集体诵经活动。

第五世东科呼图克图阿旺索南嘉措对寺院羌姆活动加以制度化。关于东科寺羌姆的更早起源，靳艳娥根据寺院僧侣口述及历辈东科呼图克图与固始汗的关系，推测第四世东科呼图克图可能曾将相关仪式带入东科寺；这一说法仍属于推测，尚缺乏直接文献证明。

属寺

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之间可以形成以寺主、法脉和建寺关系为基础的松散主属关系。靳艳娥所称东科寺属寺，限于由东科呼图克图主持创建、重建或扩建的寺院，以及由当地寺院或信众奉献给东科呼图克图、请其担任寺主的寺院；仅有学经、师承、亲缘或一般弘法关系的寺院，不列入这一范围。

这些属寺与东科寺之间的关系并不完全相同：部分寺院由东科呼图克图直接创建或改宗，部分由当地僧众及信众奉献，另有部分由东科呼图克图担任寺主活佛。因此，属寺关系主要体现为寺主和法脉上的从属，并不意味着各寺均长期接受东科寺统一的行政和经济管理。

据靳艳娥整理，目前文献所见的东科寺属寺包括湟源境内的金佛寺、上拉拉寺和下拉拉寺，贵德境内的曲乃亥寺、新寺扎喜喇卜丹寺，以及甘肃天祝境内的天堂寺和肃南境内的马蹄寺。

建筑

乾隆年间重建的东科寺大经堂由五间主殿、两间耳殿和五间正门组成，内部设松板天花板，门扇饰有兽头铜环和金钉。寺院原有释迦牟尼、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及宗喀巴等塑像，并建有数百间僧舍以及库房、伙房和议事房等建筑。

靳艳娥转引《安多政教史》称，大经堂内曾供奉第四世东科呼图克图曼殊室利及第五世索南嘉措的银灵塔，另有噶桑嘉样嘉措等历世活佛的灵塔；寺内还建有弥勒殿、东科拉让府、阿拉让府及蒙古拉让府等建筑。

靳艳娥通过田野调查认为，现存年代较早的建筑主要为乾隆时期的大经堂，寺内其他建筑大多为1982年恢复开放以后重建，现有建筑规模和布局与清末民国时期已有较大差异。

引用

参考文献

靳艳娥. 东科寺历史研究 (博士论文). 青海师范大学. 2025. doi:10.27778/d.cnki.gqhzy.2025.000024.

来源与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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